梁漱溟学术思想之再梳理及修正

纵观梁氏研究之成果，有目共睹，即是梁氏本人，也颇为自信，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中言：

是书观察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中国人与西洋人之不同为主线，而所谓中西之不同，全本乎这本书人生态度不同之说，……我尝于自己所见甚的，不免自赞自许的时候，有两句话说：“百世以俟，不易吾言。”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简而言之，梁漱溟之东西文化研究，虽有其诸多疏漏或未必正确之解读，然其大旨，无疑为中西文化之比较研究开启端绪，而其研究方法及结果仍然有着重大参考价值，本章着重从其学术逻辑之角度评析其学术思想，进而提出梁氏研究成果之修正。

梁漱溟从人生态度出发，深感人生之烦恼与执着，醉心于佛学研究，并进而涉及印度诸家宗教以及印度思想之梗概，其阶段性归宗佛学，惊叹其博大宏识，服膺其万法皆空，三界唯识之说。而梁漱溟对佛学之理解，可谓对佛法空宗之神往，然其留恋其间，则不免发觉其学说之要点在于超脱生死，远离六道轮回，故而再次潜心儒学，希望儒家之入世精神及其中庸之道能成为解决中国现时之灵丹妙药。质而言之，梁漱溟对印度佛学，执着于空，而忽视其有为法之实现或发展，此乃梁氏最后抛弃佛学之根本原因。同样，梁漱溟对儒学之重视则来源于其力图改变社会与世界之雄心，但其对儒学之理解则偏重于其现实层面、中庸之道之运用以及儒家所强调的伦理精神。梁漱溟深刻了解西学之优势，尤其是了解其民主与科技之作用，也力图将西方文化之精髓传输于中国，然，囿于时代条件所限，其对民主与法制之建设之重要价值尚未有充分的说明。以上乃梁氏学术逻辑，从其学术逻辑之发展，则自然明了其学术价值以及其不足之处。而今天之时代，关于梁漱溟之学术价值尤须肯定与传承，因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力图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同样存在着梁漱溟所言之种种问题。梁氏之贡献不可谓不大，任重道远，发扬梁氏精神，将其学术精华与现代社会所结合，以佛、道儒等中国优秀文化之精华，以中国文化中之智慧、境界、道德之层面，配合以西方文明中操作正义之层面，可以说是梁氏学说给予我们的现代启示，也是梁氏学说在现阶段下之修正工作。大德曰天，大礼曰教，愿中华文化之优秀基因可以传承有人，愿西方文化中一切优秀之成果能为我所用，为我吸收，诚如是，则梁公在天之良当安息矣！伟哉梁公！大哉梁公！其为学之精神与独立之气节必万世而长存，与日月兮同辉，随江河兮长流！仅以此文哀悼梁公！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