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杜威哲学的研究

胡适在《口述自传》第五章中详细介绍了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经历，并提出了对杜威哲学的一系列见解。胡适在1921年7月于《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杜威先生与中国》则更为简练地概述了自己对杜威哲学的理解。简而言之，杜威哲学现代人们统统称之为“实用主义”，当时则被称之为“实验主义”，其实，“实验主义”更能代表杜威哲学思想。因为“实用主义”偏重于工具理性之成分，而“实验主义”则偏重于杜威的哲学主张，并未如现代许多人所理解的杜威，仅仅以“实用”为其哲学之宗旨，故而“实用主义”之名词有可能产生对杜威哲学的误读与理解。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对杜威的哲学方法总结为“历史的方法”及“实验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即“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所谓“实验的方法”，即重视三件事：“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一切学说与理想，都只是待证的假定，并非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

杜威哲学可谓自康德“物自体”与“现象界”概念提出以来，力图弥补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哲学流派之间巨大鸿沟之解决方案之一。当然，其不同于胡塞尔从“直觉”之角度来进行融合之努力，也不同于叔本华从“意志”之角度来进行界说之角度，可以说，避开了纯粹理性的详尽论证与个人经验的意志行为，故而在崇尚“思辨”的德国与崇尚“经验主义”的英国并未被认为一重要的哲学流派，或斥为肤浅，或斥为表里不一之主张。但就当时的美国大陆而言，却极大地符合了当时拓荒者及建设者之要求。而对于潜心求学以至于寻求救国救民的胡适而言，敏锐地觉察到对中国社会的价值所在，此乃胡适高明之处，也是胡适对杜威哲学更多吸收其方法论之关键所在。

其实，关于杜威哲学，其不仅仅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而且在诸多社会问题，比如道德、自由、科学、教育等方面也有着全面而系统的阐述，这里不打算详细阐述其论点，仅仅指出胡适对杜威哲学的理解及接受。而正是杜威哲学注重实验的方法这一最重要也同时蕴含着巨大风险的命题导致了胡适思想上的不足之处。简而言之，就技术层面言，实验当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就道德层面而言，仅靠实验则远远不够，或者说靠事后的结果来进行确定道德的高低则往往有亡羊补牢之嫌，而就艺术与宗教层面而言，更是无法用所谓科学的逻辑方法进行验证。这是杜威哲学方法上的不足之处，以及胡适对杜威的终生崇拜导致了胡适思想上的不足，也就是说，胡适无法也不能认识到中国文化中道德层面与境界层面的重要性，从而，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中，虽然尚有着清醒而尽量客观的态度，但后期的学人，延续胡适之路者，比如冯友兰等人则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国文化之精髓往往全然不顾，统统以西方逻辑工具来进行整理与阐述，令世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浅薄化与世俗化，胡适虽不能承担其责，但由于其研究方法的被大量误解以及传播，无形中导致了其后继者干脆用纯粹的西方工具来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也开启了中国文化再一次被肢解阉割以及篡改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