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总论
1.王国维的学术成就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为其考据之学，二为义理之学，三为其文学创作。何以我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如此分类，必须联系到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与体系，方可明其所以然，因此，下面，简述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与体系，以辩析王氏之学术研究思想。
2.王国维学术研究方法与体系
今人论及王国维之研究方法，或以其文字、音韵等考古领域之贡献，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此一方法为王国维首先提出，但是，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仅仅用“二重证据法”可涵盖乎？非也！何以见得？王氏其实在《宋代之金石学》中已指出将实物与典籍对照研究，宋已有之，而尤其举出宋人对诸多青铜器命名之准确，至今日仍无法推翻。再言之，清学之朴学一派，由惠栋到戴震，其对经学之研究方法，注重考证包括对文字、音韵等训诂之学，从逻辑上而言，因部分文字史料无法考证，故而有着进一步参照古彝器等实物延伸之必要，后期则阮元、王懿荣、刘鹗、罗振玉承其统续，在古文字及古器物方面做了大量之研究，王氏之研究方法，实传承于此，可明辨矣！至于后人言其采用西方之考古方法而研究中国甲骨文等国学者，未免牵强。大概古今中外，学术之大家，在研究方法上，常常有暗合之处，若将其暗合之处，统统指出一定是谁受谁的影响，则大可不必。如康德之部分观念，墨子也同样具有，可谓康德受墨子之影响乎？如叔本华之观念，与东方之佛教有其相似之处，可说叔本华是佛教之传承人乎？关于学术方法，应当实事求是而论之，今人动辄将国人之研究成果与西方诸学比附，其实更多地反映了国人之学术文化自卑之现况，除此而外，当无可解。当年，王氏虽深研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诸哲学，并运用其思想形成其自己之美学观念，况且，王氏在《自序二》中早已对此做过分析，并很快从西哲之影子里走了出来，重新回归到中国文化本体的研究中，所以，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采用西方考古及史学之方法对中国文化之研究一说，甚谬也！此处不再置评。仅仅指出，王氏之“二重证据法”并非首创，但王国维却将其发扬光大，并延续清学之精神，从纵的角度与横的角度进行了扩充，从此处着眼，可以认为，王氏之学术研究方法之一为清学之集大成，并进一步在深度与广度方面有所拓展。从纵的方面，王氏将清学中对汉学之研究进一步推广到对商周时期之研究，并作出卓越之贡献，发表《殷商先公先王考》、《殷商制度论》等，以及对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有着更为全面之分析与评价。而从横的一面，也可说，从广度而言，王氏将清学之方法进一步推广到对戏剧、边境地理、辽金元史、胡服、金石等诸多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清学之研究范围，也可以说是对清学之继承与发扬。
王国维除采用自己所称的“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及诸多专题外，王氏之第二种研究方法乃中西结合汇通之方法，许多人认为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为利用西方哲学对中国文化进行分析，将重点停留在西方哲学之研究方法，恐怕不够全面，何以知之？这里我们先看看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的一段文字：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从上面这段话话，已清楚表明王国维对世人所评价的“利用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化之方法”之不屑，在王国维的心目中，将“国学”与“西学”截然分开，显然不足取也！当然，这里只能说明王氏对中西学之态度，我们可以从其在《红楼梦评论》、《屈子之文学精神》、《论孔子之美育主义》等多篇文章中，看到其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观点，但是，同样在上述文章中，王国维最后还是回到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并且引用先秦诸家之观点，甚至于佛道之思想来进行论述，其实，王国维以汇通中西的思路及方法来进行阐释，已彰显无遗，此处引用其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一段话，以资佐证，其他诸篇中之论述，读者可自行查阅：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於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何以王国维之学术研究方法可称之为中西汇通之方法，其实植根于王氏之脑海中，植根于王国维以学术为目的，而非以学术为手段的为学态度上，《论近年之学术界》有一段话，可反映王氏治学之态度以及对学术之看法：
然由上文之说，而遂疑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者，此又不然。何则？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具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则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上述摘录可谓王氏对《国学丛刊序》中关于“学无中西”之注解，王氏在《教育小言》中亦有几乎相同的论断，而其指出的当时之学术界之现象，一直到今天，尚无解决之迹象。
王国维关于“为学术而学术”，而不以其“中、西”、“古、今”、“实用与非实用”等作为划分之手段，可说是对学术理念层面的正确之态度，从此处着眼，学术当然有“中西”、“古今”、“实用与非实用”，但是，在学术之最高层，这些问题统统不存在，因此，吾人论及王氏之学，当把握此种原则，进一步说，王国维在中西汇通方面的研究方法其实不是实用层面及技术层面的融合，而是关于哲学思想、心灵感悟、人生与世界之根本问题之思考，只有在此基础上，谈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思想、方法以及体系，方可以抓住本质，方可以提纲挈领，观一窥而知全貌，至此则结论已明了，王氏之研究方法，除继承清学之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外，尚站在学术思想之最高点上，以汇通中西之研究方法来进行中西文化之理解与研究，只有在此种思想指导之下，王国维利用西方哲学观点对中国文化之评述方可得以正解。此一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红楼梦之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叔本华与尼采》、《汗德之学说》、《教育小言》、《文学小言》、《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中国近年之学术界》等。
王国维之研究方法中，最为重要并且最引以为豪，在王氏之著作中，从来未曾自我质疑及批判之研究方法，乃是纯粹中国文化核心精神之研究及其创作，王氏关于中国文化核心理念之论断，散见于其《汉魏博士考》、《汉魏博士提名考》、《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老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文学小言》、《人间词话》等多篇著作中，而其中最具高度的提炼，则为王国维之“三境界说”，兹再引述如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
——《人间词语》
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
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文学小言》
王国维虽然在《文学小言》及《人间词话》中俱有以上“三境界”说之论断，世人皆以为乃其关于文学研究尤其是诗词研究之结论，其实不然，王氏明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即可见其哲学思想上高度，也就是说，王国维将“境界”一词提高到“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必备之高度，可看出王氏对中国文化中“体用不二”、“德智一体”思想之理解。王氏精彩之处是用文学之语言，并引用前人之词句作一概括，此乃王氏之独特之处，若仅仅将其停留在文学评论之角度研究王国维，则大偏矣！王国维的“三境界”说，不仅仅是学问上之境界，也是道德修养之境界，更是心灵感悟之境界，犹如佛祖所言之“戒定慧”之说，而最高境界宛如“拈花微笑”之妙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妙境，更有“成圣成道”之妙境。王氏所对应的“三境界”说，既可以理解为一人之境界，也可理解为不同人物之境界，如孔子言“上智与下愚不移”，也充分反映出王氏对中国文化有着“贯通古今”、“一语道破”之能力，从此观点出发，对王国维之大量诗词之作之理解俱可迎刃而解。而王国维对中国文化精神核心之理解则昭然若揭！此乃王氏之最高最妙之研究方法。不可不察，不可不知。
3.王国维之学术贡献之再评价
人们谈论王国维之学术成就，常以两种角度论之，其一为王氏治学之次序，或曰哲学，或曰史学，或曰文学，其二为专业之角度进行论述，或曰以西学之方法研究中国文化，或曰以清学之思路研究历史等。以上二论，虽有一定之价值，但对于王国维之天才大师而言，吾以为尚未抓住其本质，同时，未能将王国维之最大贡献挖掘出来，因而也未能就王国维之独特之一面以一整体之眼光而呈现。这里，我们可以另辟蹊径，以整体、全面的角度对王氏之学术贡献做一总结。
人类之文化，就理性而言，有哲学与科学之学，就感性而言，则有宗教与艺术之学，概人之为人，既有其理性，也有其感性，故而单独之一门学问往往难以言尽世界之本质与人生宇宙之根本，王国维曾在《自序》中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应该是对此一问题之慨叹，王氏又曾在《国学丛刊序》中谈到“学无中西，学无古今，学无实用不实用”，又在其中坦言对于人类之学问，“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显而易见，王国维纯以学问为学问，而不受形式之束缚也，也反映出如果我们仅仅以西学之概念，如本体论、方法论、知识论与认识论，或仅仅以中国文化之性、命、理、道等概念来进行分析，都不足以掌握王氏学术之全貌，更不足以把握王氏学术之贡献。
王国维以贯通古今、汇通中西之气魄与心胸，以解决“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此一自我疑问，提出“境界”一说，可谓王氏之最大贡献，从哲学层面言，王氏之“境界”说，打通了理性与感性之对立与矛盾，打通了“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之隔阂，同样，王国维的“境界”说，也解决了中国自古以来之“事功”与“立言”、“立德”通贯之可能。可说王氏之“境界”说乃王国维之最大贡献。此一贡献，是在近代学术思想领域内再一次将中国文化之奥妙一语道破。同时，此一打通与总结，是王氏在深研中西文化思想基础上的深度总结及感悟，所以说，王氏之“境界”说，可与柏拉图之“理念”说，叔本华之“自由意志”说，康德之“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说，黑格尔之“绝对精神”说相媲美，可说是对古今中外文化哲思之高度总结。而在此一理念指导之下，王氏创作的大量诗词，可谓其“明心见性”之后之感悟之作。
以上是就王国维在最高层面之学术理念而言其贡献，其次，王氏之贡献，就技术层面与中国文化之传承层面，则为清学之集大成，并对清学之研究应用领域及其方法有着大量的突破与贡献，此一贡献，大都表现于王国维之大量甲骨文、文字学、音韵学、史学、戏剧史、历代著作之校注、金元辽之历史地理之研究。大量著述可见其《观堂集林》及后期《王国维遗书》中，此等著作，后期则俱被收录在浙江教育出版社与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之《王国维全集》中。
再次，王国维的第三方面之贡献，为对西方诸学，包括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思想等方面的著述及译著，此处不再详论。
王国维何以能以羸弱之躯，在兵荒马乱之年有如此之伟大贡献，此一问题，乃本篇文章逻辑之必然，因此，最后，我们必须对王国维之精神内核有一简单之概括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