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关于中西印的文化比较之学
上文提到，梁漱溟的几乎所有研究均贯穿中西印比较研究方法，本章简要介绍其对中西印文化之主要观点，包括中西印各自文化之源头、内在逻辑、优缺点等诸方面之比较。所依据之书目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等为主。
我们首先看看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研究态度之执着与坚韧，梁氏言：
我对于此问题特别有要求，不肯放松，因为我的生性对于我的生活、行事，非常不肯随便，不肯做一种不十分妥当的生活，未定十分准确的行事。如果做了，就是对的，就没有问题的；假使有一个人对于我所做的生活不以为然，我即不能放松，一定要参考对面人的意见，如果他的见解对，我就自己改变；如果他的见解是错误，我才可以放下。因为我对于生活是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我在当初见得佛家生活是对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作他那样生活，八九年来如一日。而今所见不同，生活亦改。因此别的很随便度他生活的人是可以没有思想见解；而我若是没有确实心安的主见，就不能生活的！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对中西文化比较之研究，以人生态度之不同为出发，当然，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更将其立足点扩展为人心之根本，梁氏统而称之为心理学，并以中西印哲学之心理研究及出发点开展研究。我们先看看梁氏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总结的人生之三路向，正是此三种路向之不同，造成西方、印度以及中国文化之根本上之不同：
1.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
2.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譬如屋小而漏，假使照本来的路向一定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持第二种路向的遇到这种问题，他并不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就在此种境地之下变换自己的意思而满足，并且一般的有兴趣。这种下手的地方并不在前面，眼睛并不望前看而向旁边看。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3.走这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前两条路向都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想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这也是应付困难的一个方法，但是最违背生活本性。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对于种种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
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
梁漱溟根据人生态度之不同，指出中西印各具特色，梁氏言西方文化之精髓即在于向前之一路，此向前之一路所最重要之结果便是科学与民主，印度文化核心即是向后看之一路，而中国文化之核心则在于安于现实而寻求解脱。当然，梁氏所认为的可以理解为中西印文化之最大特点，自有其价值，梁氏从历史、宗教、学术三个层面分别论证，我们首先看看其从历史角度之论证。
梁氏言西方文化之核心，在于科学与民主，更要者在于其以历史之眼光，剖析其文化发展之轨道与逻辑，梁氏言：
这科学的方法和其精神又是从两种科学来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英岛的这种科学。这种经验派实在对于以前的——希腊及大陆——方法，有绝大的补足与修订。所有旧相传习的种种观念、信仰，实借英人——洛克他们——来摧破打翻的。英国人的态度精神刚已说过，所以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又是出于第一条的态度，如我们所观测。
“德谟克拉西”（作者注：即民主）又是怎样来的呢？这是由人类的觉醒——觉醒人类的本性——不埋没在宗教教会、罗马教皇、封建诸侯底下而解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他们是由觉醒人类的本性，来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要做现世人的生活，不梦想他世神的生活。那么，自然在他眼前为他生活之碍的，要反抗排斥，得到他本性的权利而后已……。所谓在事前思想之变则卢梭、福禄特尔，自有平等之说是也。这种思想的说法即近世政法上社会上“德谟克拉西”之源，而他们的大革命，又是实际上使这种精神实现之大事件。这种政治、法律及其他社会生活样法之变迁自然得利于同时经济现象之变迁的很大；……但是这直接的动力、间接的动力，不都是由第一条态度来的么？
梁漱溟再言与西方比较中国文化特点：
我们先来拿西方化的面目同中国化的面目比较来看：第一项，西方化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不及的；第二项，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又是没有的；第三项，西方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德谟克拉西”，中国又是没有的。几乎就着三方面看去中国都是不济，只露出消极的面目，很难寻着积极的面目。
以上梁氏所言中国文化消极之一面，只可以理解为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然，就中国原创思想即先秦之诸子百家而言，中国文化中之民主、科学之胚胎早已俱足，只是后来胎死腹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未能泛起大波浪，此乃中国文化发展之悲哀，但不可以梁氏所言而全面否定。
其次，梁漱溟从宗教角度展开，主要辨析中西印三方宗教之特色抑或宗教态度之不同。梁漱溟言宗教：
所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
宗教的两个条件：
1.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他的事物；
2.宗教必以对于人的知识之超外背反，立他的根据。
梁漱溟进一步指出，宗教之需要乃植根于人之内心，宗教之特征则以“神秘”与“超绝”而彰显，由于人生态度之不同，西方走向了探求知识之一路，印度走向了向后寻求心灵安慰之一路，中国则折衷其中，尤以注重社会性与集团性之生活为重，此乃中西印文化从宗教角度而言之区别。梁漱溟显然对佛教推崇备至，而对基督教则仅仅指出其博爱思想之贡献，统而言之其为一绝对神之宗教。而对中国文化，梁漱溟指出孔子学说虽不是宗教，却显然具备宗教精神，梁漱溟言：
人类生活的三方面，精神一面总算很重，而精神生活中情志又重于知识；情志所表现的两种生活就是宗教与艺术，而宗教力量又常大于艺术。不过一般宗教所有的一二条件，在孔子又不具有，本不宜唤作教；因为我们见他与其他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伟大作用，所以姑且这样说。我们可以把他分作两条；一是孝弟的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他的宗教。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孔子之宗教”
复次，梁漱溟从学术思想之角度对中西印文化进行了系统之比较，关于印度文化，梁漱溟详细著述于《印度哲学概论》、《究元决疑论》、《唯识述义》等作品中，上文已约略介绍，今不再重复；而关于西方学术思想，则散见于其几乎每部著作，此处引用其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言论，可知梁氏从学术思想之角度而进行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我们已说过西洋哲学时偏于想外的，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一面特别发达，这个结果就是略于人事；所以在他人生哲学好像不是哲学的正题所在，而所有其人生哲学又自古迄今似乎都成一种特别派头。什么派头？一言以蔽之，就是尚理智：或主功利，便须理智计算，或主知识，便须理智经营；或主绝对又严重的理性。但在未走出一定路子来的时候，自然也是向各方面发展的，如黑列克立塔斯（Heraclitus，作者注：今译赫拉克利特）因为讲变化的形而上学，所以他的人生思想与中国有些相似；却是以后再没有人接续讲这变化的一路（作者注：此处不妥，黑格尔专讲正反合之辩证发展，可谓其学术思想之升华与接续），所以这种思想也就无所发展了。底下的诡辩学派，只是一种怀疑破坏的态度，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可凭，但他有一点意思就是凭个人的主观于我有利无利——这似可算西洋派的萌芽。梭格拉底出来反对他们，以为真理是可凭的。人所以行事不对只为不明白，能有知识就好了，所以他说“知识即是道德”；假如有人自知不好而不能节制，是他不能认明现在之快乐与自此而生之未来苦痛的比较价值，即还是无知识；所以最重要在知识——这又是西洋派的开端。梭格拉底以后分成四派，说法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还是重知识。其基利内派更置重于幸福，以为人应当多得快乐，多避苦痛，知识是能使我们行为达到利益之目的者。柏拉图则有其“善之观念”，说为一切观念所从属而是实在的；我们要去实现这个善就是德，而必须受真知识之指导才能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便稍不同，以为不是只有知识即成的，还得要有强的意志，养成习惯。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所谓的中庸；以为一切的德都是中庸，而不是偏于一个极端者；而人的情欲总容易走极端，所以它主张由理性统驭调节一切欲望才有这个德——中庸。这理性统驭的态度又是西洋派。这以后则有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前一排要绝情念而安静退隐，不看重生活，后一排就倡快乐主义，说我们常要思虑分别，择那最多与吾人以快乐者去作；知识道德都为此始有价值。看似他者要安静无苦痛与斯多葛派有点相似，然他这个安静是从计算利害来的，与那派根本不要存利害的心实在相反。罗马人不过折衷各种思想，可以不说。以下为基督教伦理时代，自为不看重人生者，惟其最可注意着，当为博爱之一一。在从前亚里士多德列举种种之德，其中并无博爱一目，而至此最为主要之德，以讫于今西洋人得到他的影响好处非常之大。到文艺复兴，人生思想脱宗教而独立，回到现世时，大概可以粗判为英国、大陆、德国三派。英国派始终是主功利的，无论什么幸福说、快乐说、为我说、利人说，总都是一路气味。开头如培根、霍布斯、洛克、哈特咧（Hartley）、休谟等等都是这样；其间自然也有反动，但总无大势力，一直到后来如边沁、穆勒、斯宾塞、其精神益著。大陆派可以说是主知识的一面，因他排感觉不重经验，所以较少功利气味而重视知识。如笛卡尔的意思。道德是与明白的知识为一致，有了知识，由意志统驭着作，就成了道德。马尔布兰西说吾人能辨别事理，由吾人分有神之知识才成功道德。斯宾诺莎说人要不明白则常为感情所左右而非自有动作，因此照他意思，道德一面与明了之知识一致，一面与活动自有之动作一致。凡此诸人皆同倡主知主义者也。德国派稍与英国和其他大陆思想不同；他的意思以道德为我们义务而不应当有所为，这与功利主义始为反对，亦与主知者非一。这派主人就是康德。他以为要是有所为，不论是出于感情是出于欲望，不论是为己为人，便都不得谓之道德，而且正相反的；要无所为的直接由理性来的命令才算道德。从前一种不过是因利害的计算才去作，那么，他这种命令以有利为假定，无利就取消，只名为“假定的命令”；从后一种便是无条件的绝对应行之义务，乃名为“无上命令”。所以照他这意思便是由恻隐之心而为恤人之举，也都非道德了。这自然对于西洋派很不随群，却也与中国派头不一样；因他虽说无所为与我们相似，然我们所说的无所为并不像他这样不容留感情。费希特亦以道德之自身即为目的，非他物之方便，凡别有所为者，不得为道德；纯粹道德之冲动在真正的自我满足。黑格尔略有不同，以为道德应求可观之标准，不单从个人灵心而定；但他也说意志自由，而意志从乎理性以为活动。到后来李布斯（Theador Lipps）要算是这德国派进步到好处，很高明的一个人。但这一排总不能居重要地位，就连主知派势力也不大，而且德国和其它大陆都还不少功利派，所以西洋思想竟不妨以功利主义将他代表了。最近的什么实际主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实验主义，总是讲实际应用，意思都差不多……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之“西洋人生哲学”一节
以上所引用的梁漱溟关于西方学术思想之发展，可以认为是梁漱溟对西方哲学之梳理，从梁氏言论可知，其虽然对西方哲学思想有所分别与整理，然结论则不外乎西方追求知识为其重点，正是因为其重视知识之缘故，道德之论断大都与理智或知识之关系而展开，此乃西方文化之学术特征，当然，梁漱溟是站在近代之视角而审视其文化，梁氏所言之西方文化之特征仅仅可以以西方近代强势之哲学思潮而论说之，并非否定西方历史上其他诸多学说。而关于中国文化之特长，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此处仅仅指出梁漱溟最后回归儒家，对儒家哲学推崇有加，并且认为未来人类问题之解决概赖于儒家之一路。
复次，梁漱溟总结中西印三方哲学思想之区别，以下表明之：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三方思想情势简表”
再者，梁漱溟除了以人生态度之角度出发展开对中西印文化比较之外，再进一步从人类生活之角度进行比较，梁漱溟首先分人类生活为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三个方面，梁漱溟言：
1.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2.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
3.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
梁漱溟进而指出，中西印三方生活之根本区别：
1.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
2.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3.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
梁氏以上所言，即强调西方人强调理智之运用，遍之于人生之诸多方面，比如对于自然之知识、人类之道德、艺术及宗教之运用等；而中国人之生活，则赖于中国早熟而优秀之文化，将自然、社会、人生作为一整体的直觉之关照而加以理智之运用。印度人之生活，赖于宗教之强盛，以感觉之现量为其基础，最后以超脱于现量之求证，而达于人生之解脱之道。梁漱溟进而指出，人类生活的三个路向：
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最后，梁漱溟根据其人生态度之方向以及人类生活之三方面，最后得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总结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当然，梁漱溟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并非仅仅是排斥西方文明或印度文明之结果，梁氏所言之复兴，乃在于印度文化之高妙，现实世界尚不足以支撑其理论，而西方文化之物质文化之发达，乃人类所必经之阶段，近代西方社会成就之根基，然未来之人类社会，不可以单以物质文明之角度而谋求发展，从此意义言，中国文化之回归则成为必然，成为拯救中国乃至世界之灵丹妙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我提出的态度”一节中说道：
于是我要将说出我要提出的态度。我要提出的态度便是孔子之所谓“刚”。“刚”之一义也可以说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原很难于短时间说的清。但我们可以就我们所需说之一点，而以极浅之话表达他。大约“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我们只有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账，有所为的而为，旨从里面发出来活气——罗素所谓创造冲动——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情感的动作只能于此得之。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
当然，梁漱溟所言中国人的刚的态度，自是立足于当时之中国，今日中国物质主义盛行，可谓过犹不及，然其中孔子发自内在的力量仍然需要，只是此种需要大概需反其道而行之，即重视孔子之道德仁义之刚，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物质攫取之刚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