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首先我们看看梁漱溟乡建运动的缘起：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终于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劝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在这里我一面觉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气，为全国大局好转带来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为师，模仿国外，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但此时考虑得更多的乃是自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看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惟有先在广大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在中国实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之后，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我应邀任学院教务长。这是我投身社会改造活动的开端。
——梁漱溟 《晚年自述》
梁漱溟何以钟情于乡村建设，何以为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并辗转各地，努力推动乡村建设运动，根源即在于梁漱溟通过对中西文化比较之研究，明了中国文化之独有魅力与价值。当时之社会，主流思潮乃在于全面学习西方，包括各种思潮与生活方式，而梁氏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中国学西方并未成功，并未将西方的优点吸收进来，反而破坏了中国固有文化的精髓所在。而中国文化首先植根于乡村社会，因而，梁漱溟认为一定要“创造新文化”，当从乡村建设开始。那么什么是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目的何在？且看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自序中之语：
从创造新文化中救活旧农村就叫“乡村建设”
总括以上的意思，“乡村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呢？“乡村建设”包涵两个意思：一因乡村破坏而有救济乡村之意；二因中国文化要变而有创造新文化之意。现在我们想把这两句话前后倒转过来说，倒转过来说则更切当，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这便叫做“乡村建设”。开头我们说过：自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之后，中国文化相形见绌，老文化应付不了新环境遂不得不改变自己，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但结果学西洋没有成功，反把自己的老文化破坏了，把乡村破坏了。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文化未能建立，在此青黄不接前后无归德过渡时期，遂陷于混乱状态，这是中国最痛苦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想法子创造一个新文化，好来救活旧农村。“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这便叫做“乡村建设”。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显然是其自身学术成果的实践，是以其文弱之力力图在中国大地保护并传播中国文化中优秀基因的努力，那么，梁漱溟的乡建运动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其对现实的中国又有哪些借鉴意义？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根据其《乡村建设大意》中所讲，大概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农民自觉
2.乡村组织
梁漱溟在谈到农民自觉的时候，其实是想唤醒农民的权力意识与合作精神，而乡村组织之要义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团体里的每个人都要参加并出力，二为“让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而关于农村组织之运作，则不能丢掉中国文化之根底，即伦理精神。从以上简述可知，梁漱溟并非抱残守缺之人，而是非常清醒地了解中国文化之不足部分，一为没有团体意识与合作精神，二是科学知识之不足。梁氏力图吸收西方文化中之优秀部分，即其团队意识、合作精神、民主精神以及科学知识，而力图保存中国文化中重视伦理之部分，也就是，不可以单纯以权利之概念进行组织，而必须以伦理精神也就是中国“中庸”之道之精神，完成其乡村建设之努力。梁漱溟最后指出，要实现这一转变，则必须要靠教育，因此，其致力于乡村教育之实践，办理村学乡学，并将其视为一乡村组织，梁漱溟不仅仅将村学乡学视为一单纯之学校，更将其视为一乡村组织，梁漱溟所努力的，是以教育先行，进而力图灌输其乡村建设之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乡村，进而改造社会，以适应未来之发展。
质而言之，梁漱溟之乡村建设理论，可谓糅合中西文化，并进而改造基层社会组织使之适应新时代之纲领，其以中国之伦理与西方民主、科学之结合方式，时至今日，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可以梁氏之失败而论其成败。从社会实践而言，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可谓在此方面有着成熟的经验，并成为成功的典范。从此意义言，我们只能为梁公之努力最后遭遇失败而惋惜，也为中国的政治家们未能发现并且全力支持而感到惋惜，为中国社会当时之社会思潮乃以一切全盘西化为主流而感到惋惜。时至今日，农村化以及城镇化之问题依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希望梁公之探索能为今人提供足够之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