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所谓历史规律之说明

梁启超以二十年之功，搜集整理历代史书、杂记、文人笔记、史料，在混乱时局之中，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宏观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纲目，可谓中国现代史学之开山鼻祖。而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所提出的框架及思路建立于扎实的学术资料上，故而对后世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除此而外，梁启超对许多历史课题也有着精湛的研究与成果，此处略举几例：其一为“汉攘匈奴与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有关”（梁启超自拟题目），梁启超查阅《汉书》《后汉书》《魏书》等，并参考西人之研究成果，推断出汉武帝及汉和帝将北匈奴赶出中国后，匈奴迁居阿尔泰山以西至里海之大片区域，匈奴之后裔芬族人，驱赶居于伏尔加河以西至黑海地区的粟特人（梁氏言后世之东西哥特人之先祖），而西哥特人进入罗马，罗马随之而亡，而西哥特人实今之德、法、英、西诸国之前身。（见梁氏《史迹之论次》）梁氏用短短数百余字，罗列史料，即将此一问题考证详实，此问题可谓影响世界历史之重大课题，后世学者多有用其研究成果者。而另一课题为“刘项之争与中亚西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题目为梁启超自拟）。梁启超参考《史记·李牧传》、《史记·匈奴传》、《过秦论》、《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等，考证出秦末内乱，刘项争霸而边境空虚，匈奴冒顿始强，破东胡，南犯击大月氏（时居敦煌祁连山一带），月氏远去，击大夏而臣之。大夏实为希腊人东陆之殖民地，为亚历山大部将所建之国。而月氏统治下之大夏，分五部翕侯，其中百余年后，贵霜部统一印度，从此，印度一带无复欧人立脚。短短数百字，详实介绍欧亚冲突之历史演变。此成果也被后人广泛引用。从此二例，可见梁启超研究历史的眼界，极具空间与时间两者之维度，同时将欧亚大陆数百年之重大事件一一贯通。乃其研究方法、思路、角度之印证也。

今人常常以为历史有其客观规律，并且认为这种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耶？非也！人类自诞生以来，便有其精神，精神的含义当然非常广大，中国人常用“心”、“性”、“理”、“命”等来代替，西方人则用“自由意志”、“观念”、“理念”、“感性”、“理性”等代替。人类有其心灵，有其自由意志，有其观念，而后有其思想，观念与思想引导行动。“心灵”指导“身体”，这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而非单纯地仅仅凭借本能，寻求生存而已。所以言人类的历史，当然可说是精神的历史（黑格尔语）、观念的历史（怀特海）、思想的历史（柯林伍德）。这也是西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柯林伍德等的深刻之处。今人常用“唯心论”斥之，实在浅薄之至。

梁启超在此问题上，也有过长期的思考，开始时追求历史的“因果”，总想找到历史的轨迹与根源，实质而言，梁启超的问题可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与“主观”的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后期梁启超借用佛教术语，对此问题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也使其思想超越西方诸哲。梁启超首先不像克罗齐等人，认为“所有的编年体都是死的”，反而非常重视历史史料与史迹，并从中多方求证引用然后为我所用。其次，在“主观”的问题上，梁启超赞同西哲常言之“自由意志”，并认为“自由意志”乃人类特性，是不能用“客观规律”去框定。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二篇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中”说道：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历史的“动相”与“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以上两段话，可说是梁启超对历史因果问题的说明，简而言之，人类的精神创造并不受因果律的支配，比如，并非是某人食用燕窝鱼翅虫草，即可有伟大的发明创造，而食用粗茶淡饭者则未必不能产生好的作品。而一旦此种精神产品付诸实际，比如，牛顿与爱因斯坦、波尔等的理论导致了汽车、飞机、核电站的产生，则此种产品对人类的作用则可以归属于因果律来进行研究。诉诸于历史研究，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人类精神当为最根本的推动力，此乃历史研究之重要前提，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