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术思想再评

综上所述，余已就陈寅恪之学术逻辑、为学精神、研究成果、独特方法以及精神气质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进行辨析，并提炼出其之所以成就其学术思想之研究方法、学术目的以及精神特质。但行文至此，尚需更进一步阐发其重要价值，并进一步总结，以从中西文化融合之角度以及中国文化中境界、智慧以及道德层面说明陈氏学术研究以及精神气质之重要性。简而论之，纵向而言，陈氏一生可分为求学与讲学（包括著述等）两个阶段，横向而言，其学术研究大概可以文学与史学而涵括之。从纵向角度而言，陈氏求学阶段，从不求其学位及文凭，可知陈氏之精神风貌以及其为学理念，那就是陈寅恪从来不以世俗之标准要求自己，而力图以学问本身为其目的，此正与民国时期马一浮、梁漱溟等人类似，与胡适截然相反者，从此处着眼，则知其俟后之学术研究之理念正可比照对应，即陈氏研究并不以任何功利或政治要求为其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氏之学术研究之理念跃然纸上，即是求事实之本质与互相之关联。再从横向不同科目之研究来看，也同样完全符合其一以贯之方法，因此，只有就其精神特质，其研究方法之认识方可以更上一层，而关于所谓“史诗互证”之方法，仅仅为其技术层面之特色，自然无需多言。而关于陈氏运用西学思想以及方法之论，更不足以说明陈氏之学术研究之本质。所谓以西学之方法与理念，有人曾作大量考证以证明其学术研究方法为陈氏留学时其师方法之延续，实乃大谬焉。观前述陈氏关于中西学之论述，则足以证之。当然，陈氏留学海外，吸收西学之精髓与原理当然是应有之义，若将其学理解为西学在中国之发展抑或复制，则实乃大谬。因此，陈氏学术研究之前人所认为的两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史诗互证”及“采用西学之研究方法”均不能代表或反映陈氏研究方法之核心，仅仅可以技术层面而言有其一定道理，若推进一步，必须将陈寅恪的精神特质、学术成果、研究方法总而括之，从而得出更进一步之说明或曰理解。从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对陈氏学术研究以及精神特质再作一评述，从其贡献之大小，再作一结论，以就教于大雅通识君子焉。

就其学术研究方法特点而论之，陈氏之研究方法之特质当为以下三点：其一，本质研究法，观陈氏对汉魏南北朝隋唐之研究，可知其善于抓住历史发展之本质，而陈氏对历史问题之研究，显然以最普通之常识为出发点。此种常识，即中国历史中上层集团始终处于主导之地位，而此种主导地位之形成及其互相影响之研究则充分反应了陈氏善于挖掘事物背后原因之本质研究方法，从而提出新解。就汉代以降之史书，梁启超称之为“帝王家谱”，梁氏之总结自有其道理，也反映了历代史家或以道德之原因，或以天命之所在来歌功颂德之当朝者。陈氏尤能从其中挖掘其中之关联与相互影响，并进而提出有说服力之说明。陈氏之本质研究法，一者乃其精神气质中追求学问本质之必然反映，二者乃其从常识出发，并非单纯以西学之概念或曰体系与框架来割裂中国历史与文化。此乃陈氏研究方法中最本质之特色。其二，在其追求史实本质之前提下，力图还原事实之真相，此种还原，并非单纯之罗列事实之杂碎，比如某某皇帝某年某月与某一妃子共寝，着装如何等事实之考证，陈氏考证一切事项之根本在于其还原或探求其间之关联与原因，唯其如此，方可以对历史事实或曰文学价值进行深度而有说服力之解读与确认。此乃陈氏研究之第二重特色，即还原法，而其还原之最终目的在于还原历史或学术之逻辑与事项之关联，此当明鉴。其三，陈氏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抱一种同情之心态，力求客观之态度还原历史之真相，而并非以现有之价值判断或曰道德标准作一轻率之说明，比如其对牛李党争之研究、对元稹文学作品之研究以及对大量历史人物之研究，此点充分说明陈氏之精神之博大以及其史识之高度。

就陈氏之学术贡献而言，应将其对中国文化之理解以及中国文化核心之挖掘置以最高之成果，陈寅恪虽然未有对中国文化长篇大论以及哲学体系之说明，然其对中国文化境界以及核心之把握以及其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之关联则极其准确，此点可见之于其多处散论，而尤以对王国维之评价为最深刻最典型之代表，此处再次引用如下：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以上对陈氏学术研究之说明，足以证明其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经济等关系之认识，关于此种认识，同样可以从其对诸多历史人物以及事件中管中窥豹，今不再多引。而关于其第二层面之贡献，则为其学术成果之诸种，比如其对隋唐政治史、文化演变、佛道交融、文学考证等多个层面。其第三个层面，则是其研究方法之贡献，此种贡献，并非所谓的“史诗互证”或曰“西学方法之应用”，而是“本质研究法、还原研究法、同情研究法”之研究方法之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