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术研究方法、学术逻辑、学术体系以及为学目的再论

以上对梁启超学术思想之总结主要是从横向之角度，对其学术目的、方法、内容方面进行提炼与总结，并最后述及其在文学、历史、哲学、佛学、学术史等多方面之贡献。下面我们从纵向之角度，也就是从梁启超一生为学为政之时间关系，再行进一步之论述，以便全面了解并掌握其核心思想与理念，进而提炼其学术思想之一贯研究方法、内在逻辑以及层次之展开。

梁启超因有着扎实的国学功底，对中国历史、文化、诸子百家之了解有着扎实的基础，从师康有为以后，其为学之理念在中西冲突之大背景之下，梁氏针对中国积贫积弱之现状，显然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而其改造社会之理想力图以通过对“君主”之影响，并进而通过最高层之政策而实施，从此意义言，梁氏对中国传统儒家之理念尊崇有加，并对康有为一直保持一种“师道”之尊敬，康梁改革失败之后，其学术理想并未泯灭，而是深刻体悟到“维新吾民”之重要性，从此意义言之，梁氏之为学目标以及学术理念为之而一转，即是开始其启蒙国民之历程，梁氏后期多次办报，发动“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显然属于其“维新吾民”之有机组成部分。而后期随着宪政运动之兴起，梁氏则努力钻研并介绍西方之哲学、政治学、宪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并立足于本国之实际，提出一系列切合实际之改革方案，此一阶段，乃梁启超从简单之“学术理念”之传播进而扩展到对“学术体系”及其应用之研究。最后，梁启超远离政治，对中西哲学、历史、佛教、学术史进行了充分之研究。纵观梁启超之一生，其学术研究方法基本上一直以其所言之“问题的研究法、宗派的研究法、历史的研究法”为骨干，初期之梁启超，针对现实之问题，更多是一种“问题的研究法”，中后期则更多强调“宗派的研究法、历史的研究法”，以作为其学术视野以及学术内容扩展之保证。而在梁氏之主要研究方法中，则以“考据、义理”并重之内在思路而展开，从最初之《变法通议》、《新民说》到后期之文学、史学、佛学、学术史之全方位研究，无不以“考据、义理”为其学术思想之两翼，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以及其内在之理念可谓一以贯之，只不过随着时间之推移，其所研究之学术内容之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诸多学科之奠基人。梁启超之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目的可以认为有两个阶段之发展，初期则以纯粹之社会问题为其出发点，进而自然而然过渡到对文化深层之认识，演变为“为学术而学术”，此处之“为学术而学术”只是强调梁启超对学术文化之客观层面之充分研究之一面，也就是说，梁启超对学术文化之独立研究精神之一面，而其终极目的仍然是其“为其国、为其民”。从此意义言，梁启超之为学目的、学术理念、学术研究方法则有着内在之一贯性，同时，在其一贯之学术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理念以及为学目的之支撑之下，其学术内容以及学术思想则随着时间之推移，日趋广博与深刻。总而括之，梁氏之研究，可谓“经”与“史”之贯通焉，此处之“经”，实指中外之学术典籍，此处之“史”，则可谓其历史之演变以及学术内容之客观性以及其学术思想与社会之契合之一面。此处引用刘咸炘《中书》学纲篇中关于学术研究之一段，以兹佐证焉：

为学之法有三：知言，论世，总于明统知类。知言者，用中也，明左右之异。论世者，御变也，通古今之变。用中横而御变纵。以两观之，或束或放，或冷或热，其大要也。纵之古今，横之东西，无不皆然。用中正偏，肇于子思，论世知人，明于孟子。不论其世，无以知言，故读子不读史则子成梦话。不知其言，无以知人，故读史不读子则史称账簿。

换言之，梁氏之研究成果，则得力于其对子、史之全方位解读，当然，此处之子，包括西哲诸贤，此处之史，包括西方之历史。正是因为梁氏在对中西文化历史等方面之深入钻研以及其一以贯之之方法指导之下，方才成为近代学术之奠基人，成为晚清至民国不可多得之伟大政治家以及学术大家。此仅就学术而论之，其背后之原因何在？需诉之于对其精神特质之理解，下文再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