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历史人物之研究

关于人类的精神，必然要牵扯到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曾对中国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极为精炼的研究，涉及文学界、史学界、佛教界、政治家等，贡献良多，而其所花精力、时间、笔墨最多者当为《管子传》、《王安石传》、《李鸿章传》。梁启超所作的人物传记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朝代史家所作传记，也并非现代人孜孜以考据细枝末叶为能事，其所作传记在文体上仅仅简单回溯主人之生平，而大量篇幅在论证主人公之思想、观念、学识及其功过，同时也常常将古今中外之不同人物一并比较，其背景及其不同时代之流变简要说明，以得出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应该说是对人物研究有着开拓性贡献。除此而外，通过梁氏的分析，也反映出其高屋建瓴的研究方法及深刻独到的见解。比如，国人常言“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西人常言“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通过这几本书，梁启超给出了明确的结论。这里以《李鸿章传》为例，梁启超是在李鸿章去世的当年撰写此书，当其时，学界及民间对李鸿章谩骂有加，称“直隶总督府”为“混蛋加三级”。而今人则对李鸿章赞赏有加，认为其为“治世之良臣，儒家之代表”，其实各有偏颇。梁启超言：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豪杰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时事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梁启超《李鸿章传》

以上两段，反映了梁启超研究历史的独立精神，其次反映了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总评价。虽然梁启超认为其为“英雄人物”，但后期多次指出李鸿章“不学无术”，此点与现代学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大相径庭，现代人认为李鸿章兼具“诗文、史学、政治”之多项才能于一身。梁启超何出此言？其实，梁启超说李鸿章之“不学无术”，乃言李心中“无有大义、无有大本”，并非言其诗文歌赋而已（此处再次说明梁氏之眼界）。梁氏指出李鸿章诸多外交、军事上的战略错误。比如，李鸿章当年在中日朝鲜战争前漠视朝鲜乃中国之“藩属国”之事实，只图一己之便，在日本与朝鲜建立关系前咨询时轻率答应日本及西方诸国可与其签订协议，而此时，中国之军力尚为日本所惧怕。后期在指挥战役时，又多处失策，实为短视。梁启超赞扬李鸿章者，唯其当时之见识远超满朝大臣，了解西方坚船利炮之威力而执意实行“洋务”，同时批判李鸿章“只知其表，不知其理”。在后期李鸿章与多国谈判时，只知将中国利益分配与西方列国，妄图以西人之斗争来赢得美满结局，却不料引群狼入室，只好不断割让利益。李鸿章虽有无奈之举，然其内政外交总方针则分明是最大的错误。梁启超总结道：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补一时之偷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胜之域，而仅拾泰西皮毛，汲汲忘缘，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之著名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梁启超通过对李鸿章的分析，也从侧面肯定了既有“时势所造之英雄”，也有“造时势之英雄”，表现了对历代圣贤、伟人抑或英雄人物的应有尊敬。反观今日，时人常以“利益”之角度分析古人，对历代圣贤缺乏足够的尊敬，而对“权谋”过度的肯定，套用梁启超一言，此乃“不学无术”之表现。观梁启超之人物论，对治学抑或治世，今日当有深刻反思之必要。而关于英雄人物（中国人多言圣贤）与普罗大众之关系，以及对历史的影响，梁启超在《曾国藩传》中及《史迹之论次》中有着更为明确的说法：

……。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知前闻。

——梁启超《史迹之论次》

梁启超此处指出英雄人物推动历史的机制，即必须通过与大众的互动方可完成，似乎仍未说透，此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历史的根本推动力，当然最终取决于人类的精神创造，伟人者，范围诸多，或曰思想家，或曰政治家，或曰科学家，或曰艺术家。而思想家思想之实现，有赖于政治家之作用，科学家之理论得以付诸实际，有赖于工程师之作用，艺术家之真善美能教化大众，有赖于诸多艺术家以及学者之努力。比如管仲之于齐桓公，孟德斯鸠、洛克之于华盛顿，爱因斯坦之于居里夫妇等。伟人可以对历史的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奸雄抑或大恶之人当然也可以对社会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此乃人类社会不可能是单线条之发展道理。一个真正“好”的社会，必然是真善美盛行或被推崇的时代，而一个“恶”的社会，必然会将社会带入更加惨痛的历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