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善变中之不变

《周易》言“易”有三义，乃“变易”“不易”“简易”是也。万物恒变，必有其不变之处，梁启超之“善变”中的“不变”当作何解释？观梁启超之事当可明了。梁启超后期因为学术思想及政治理念的不同，与康有为决裂，但是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仍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给予充分的肯定及高度的赞扬，指出“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的中心”及“《大同书》是康有为的创作”。同时，指出康有为的性格特点：“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亦有然；其所以自称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可谓极客观的评论，从此可见，虽承受康有为之无端谩骂，仍能不计个人恩怨，对康有为的成功与失败评价精当，可见其胸怀之广阔。而对于袁世凯之流，梁启超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诚，愿将其所学用之于民，其间梁启超曾进行了关于政体问题、财经问题、外交问题的多方面研究，且从实际出发有着详实的执行步骤，无奈袁氏开历史之倒车，视当时国情于不顾，此乃梁氏断然与其决裂之原因。袁氏当年曾派人送去二十万银票讲和，希望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梁任公嗤之以鼻，毅然决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之问题》。现在看来，其对国家之实情及其走向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说明梁启超并不执着于一端，而是纯粹从国家大义与民族大义出发。读梁任公上千万言，时至今日，仍让人心潮澎湃，胸中似有一团烈火在燃烧。其真乃“大忠大义者也”，忠者，忠于国家；义者，以民族为本。今天，洗刷其“恶名”之谬论，实乃吾当仁不让之责任。陈寅恪当年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写道：

余始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之问题》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己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陈寅恪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梁启超人格之平反。中国自古以来，辄以党团及学阀之利益为上，而常常将所谓正义公平诸原则问题抛诸脑后。比较中国历史，或以皇权、或以文人政客、或以宦官集团、或以内戚专政。超越诸多团体利益而关注民族国家利益者则往往被贴上无用之标签，此乃中国之不幸。质而言之，学者及思想家的使命应该是提出高屋建瓴的思想或操作程序，而政治家之使命应该是在现实世界里促进或实现有利于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伟大思想，诚如是，则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人类之大幸。

几十年来，国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将其归于时代之环境、阶级之代表？试问同样之环境，为何“智愚贤不肖”纷纷登场，而真正能彪炳史册之人物却少之又少？诚如孔子言“上智与下愚不移”，梁启超之所以为梁启超，梁启超之所以有如此极具价值之作品，当有其个人本质之原因。下面且简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