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研究或喜欢历史的人常常引用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历史永远是后人的解读，克罗齐极度重视人类的思维本质及精神价值，并将之观点用于美学、哲学及历史的研究之中。其实，同时期的中国，梁启超也有过精彩的论述，其意略同，人们多有不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自序里写道：“是故新史之作，……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可说是克罗齐此一名言之精彩注解，当然，梁启超与克罗齐不同，有着自己宏大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思路及成果。

纵览古今中外，对历史的研究不外乎三种思路，而每一种思路均有其哲学基础。一种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尊之者便偏向于从物质的层面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另一种偏向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无不认为人类的发展不过是人类精神的发展，而宗教则更进一步，宣扬“创世主”、“梵天”等概念。其三，则重视“心、物”之间的联系与冲突，讲究“体用不二”、“天人合一”之理念，并从此观念出发，对历史的重大变化及发展进行说明。其中第一、二种方法常为西人所用，而第三种方法则是中国历代史家通行的研究之道。

梁启超身处政治动荡、名教伦理与西方文化急剧冲突的时代，中国之命脉常系心间。对中国的历史必然要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批判，此乃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梁启超身为政治人物，殚精竭虑，但对历史的研究一直未尝停止，梁任公曾说在历史研究方面“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即盈尺”，可见其用力之猛、用功之深。

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别于历史及当时的许多史学研究者。其着眼点不在历史的重新述说，而是首开先河，站在中西冲突的历史时刻，以及其宏大的气魄及高远的眼界提出一系列历史研究的目的、方法、思路，并对当时及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