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原儒》概说
熊十力《原儒》一书分《原学统》、《原外王》、《原内圣》三部分，其在序言中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此书的主旨及内容，此处引用如下：
《原学统篇》约分三段：一、上推孔子所承乎泰古以来圣明之续而集大成，开内圣外王一贯之鸿宗。二、论定晚周诸子百家以逮宋明诸师与佛氏之旨归，而折中于至圣。（熊注：《史记·孔子世家》赞，称孔子为至圣。后世因之。）三、审定六经真伪。悉举西汉以来二千余年间，家法之墨守，今古文之聚讼，汉宋之嚣争，一概屏除弗顾。独从汉人所传来之六经，穷治其窜乱，严覆其流变，求复孔子真面目。而儒学之统适定。
以上熊氏言论，当知其对儒家文化旨在追求儒家之宗旨，故而可知熊氏后期之论述中对孔子之后之儒家多所批判，此乃其旨归所决定。
《原外王篇》以《大易》、《春秋》、《礼运》、《周官》四经，融会贯穿，犹见圣人数往知来，为万世开太平之大道。格物之学所以究治化之具，仁义礼乐所以端治化之原。（熊注：天地万物同体之爱，仁也。博爱有所不能通，则必因物随事而制其宜，宜之谓义。义者，仁之权也，权而得宜，方是义。义不违于仁也。老子曰：“失仁而后义。”此不仁之言耳。失仁焉得有义乎？其流为申韩，非偶然也。乐本和，仁也。礼主序，义也。）《春秋》崇仁义以通三世之变，《周官经》以礼乐为法制之原，《易大传》以治物、备物、成物、化裁变通乎万物，为大道所由济。夫物理不明，则无有开物成务。《礼运》演《春秋》大道之旨，与《易》《大传》知周乎万物诸义，须合参始得。圣学、道器一贯，大本、大用具备，诚哉万世用赖，无可弃也！
《原内圣篇》约分三段，从开篇谈天人为第一段，谈心物为第二段，总论孔子之人生思想与宇宙论而特详于《大易》，是为第三段，《原儒》以此终焉。（熊注：《原内圣篇》皆是发《大易》之蕴，不独第三段文也。乃至《原外王篇》亦莫非根据易道，故第三段祗云特详。）
以上熊氏所言，可看出熊氏贯通儒学，以《易》、《春秋》为本，而内圣外王之旨可得而明焉。
熊十力再言其儒家内圣外王之体现，共分以下数点，此处极其重要，可看作熊十力对儒家本质之认识，也是熊十力学术体系核心观点之呈现，故而引述如下：
内圣外王之鸿规。本体、现象不二，（熊注：遗现象而求本体，是宗教之迷也。）道、器不二，（熊注：道者，本体之目，器为物质宇宙。）天、人不二，（熊注：天者，道之异名，是人生之大原也。人生与其所由生之大原不二）心、物不二（熊注：心物本实体流行之两方面。）理、欲不二，（熊注：后人严于天理、人欲之分。）动、静不二，（熊注：动而不乱，是动亦静也；静而不滞，是静亦动也，大化流行之妙如是。人生不可屏动而求静，亦未可嚣动而失静。）知、行不二，（熊注：《中庸》言修学之方，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此阳明子“知行合一”之论所祖也。）德慧、知识不二，（熊注：正智无迷妄，与道德合一，故云德慧）成己、成物不二，（熊注：治心养心之道，是成己之实基也。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乃至位天地、育万物，是成物之极致也。人心与天地万物，本通为一体，故圣学非是遗天地万物而徒返求诸心，遂谓之学也。）
以上所言，可知熊氏的体用不二之学之根源在于儒家之《大易》，而其参考及批驳历代诸儒之原委则在于回归儒家之体用不二之宗旨，可谓熊氏学术之所以“立”之根基，而其对佛氏之执空之“破”，则已在其自注中显现。以反面论证其体用不二之宗旨。体用本不可分，若以言筌而明辨，其体则为“天、心、理”等，而其用则为“人、物、欲”等诸方面。由体用不二之总原则出发，则人生论与宇宙论合二为一，心、物本诸流行（作者注：实乃出自佛教思想，后当详论），理、欲当统一（作者注：此乃熊氏从对程朱理学之批判而得），知行不二，（作者注：此乃熊氏消融阳明学于其体用不二之宗旨），成己、成物不二（作者注：此乃熊氏集内圣外王与一体之明证）。
熊十力在《上卷绪言》第一中再次言道：“余年三十五，始专力于国学，上下数千年间颇涉诸宗，尤于儒佛用心深细。窃叹佛玄而诞，儒大而正，卒归本儒家《大易》。批判佛法，援入于儒。”此处可见其援佛入儒之明证，完全可以理解其体用不二之核心来源为《大易》。而熊十力认为儒家之学说，经秦废儒书后，不得真传，汉儒即为支离耳！（作者注：可参看其《原学统篇》）那么，熊氏认为儒家学说之主要部分有那些内容，以及真正主旨又有哪些？
前述熊氏《读经示要》其儒家之根本观点与马一浮几乎一致，而在《原儒》中，熊十力对儒家学说提出新解，在驳斥秦汉以降诸儒之解读外，确定孔子编纂六经，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熊十力言：
孔子之学，殆为鸿古时期两派思想之会通。两派者：一、尧舜至文武之政教等载集足以垂范后世者，可称为实用派。二、伏羲初画八卦是为穷神知化，与辩证法之导源，可称为哲理派。孔子五十岁以前之学大概专精于实用派……自五十学《易》，而后其思想别开一新天地，从此上探羲皇八卦，而大阐哲理，是其思想之一大突变也。
——《原儒》原学统第二
以上熊氏所言，可知其对儒家理解之独特之处，因历代儒家诸子将孔子之六经视为圣经，大多从其中阐发儒家之核心理念，而其中尤以《诗》、《书》、《礼》、《春秋》为重，对《易经》之解读，则往往存在象数与义理两派，即使重视《易经》价值者，如郑玄、孔颖达、程氏兄弟、王安石、朱熹等儒家代表，也并不否认其他五经之重要意义以及核心理念，也就是说历代诸儒并未将仅仅除《易经》以外的五经看作实用性之书，反而甚至更为强调其作为儒学核心体系的重要理论价值。迄至民国同时代之诸大家，同样看中其中的体系及其价值，比如，梁任公重点发掘儒家之政治及经济思想，王国维论述其性命道之含义，张君劢则从中西同期之比较来挖掘其义理价值，胡适虽重考据与实用，然仍不忘儒家之自成体系之说，文化史及史学大家柳诒徵则从文化及历史两个角度阐述儒学之意义，马一浮则汇通其间，指出其中之观念之互通与融合处多多，其他诸家之观点，或延续程朱，或独尊阳明，或传承晚清张之洞、曾国藩辈等，或上溯汉儒为宗，不一而足。熊十力此处对儒家之论断，可以表明熊十力独具特色之学术理念及体系之肇始，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当然，熊氏对儒家学说关于实用之说明，来自于其对《论语》中“《诗》、《书》、执礼”一言之辩证。熊氏从对晚明学者方以智之解读，认为“执”乃讹传，应为“艺”字，故而所谓《诗》、《书》、《艺》、《礼》四科均为实用之学。当然，此处我们不对熊十力所引用的方以智之考证之正确与否进行论证，主要目的在于介绍熊氏学说之论点来源。熊氏对儒家实用性之论断，主要表现在其对《礼》（作者注：主要指《仪礼》、《周官》、《大小戴记》）之总结，熊氏认为其实用性主要表现在“敬”、“序”、“时”三义，所谓“敬”，诚敬以防私欲与偏差；所谓“序”，导民以秩序也；所谓“时”，随时而变之礼也。
熊十力所认为孔子阐发《易》道，其根据有二，其一为《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记述孔子为《易》作传，其二为对《乾》、《坤》两卦之解读。而熊氏之旨，重点在于《易》道之体现，则为孔子所言之内圣外王之道，而“成圣必须学”，故而熊氏圣学之目的在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熊氏言：
理者，一本而万殊，（熊注：一本者，就此理为万化根源而言之也。万殊者，就此理散著为万化万物万事或一切事物之律则而言之也。）万殊而一本也。（熊注：譬如大海水现作众沤，众沤即是一水也，万殊一本之理由此譬可悟）
性者，约理之为一本而言。吾人得此理以生，故此理在人，即谓之性。
命者，流行义。此理流行不息，德用无穷，是为吾人与天地万物共有之本体。
熊十力对儒家之新解读分儒家之内容为实用与哲理二派，以儒家所推崇的《易》实为中国文化之源泉，而道家老庄之学皆为易道之阐发，法、墨、名等诸子皆为儒家之学之传承。而其中对法家之学与儒家之民主理论之比较，实有创见（作者注：历代诸大家如孟子、周子、程朱、王阳明、黄宗羲、梁启超等亦有阐发，须贯通以读），其不同于许多对儒家仅重视礼乐制度之解读者，认为中国民主法制之基础早已存在于儒家之典籍中，熊氏言：
一曰、君主专制之政，则法生于君。《管子·任法篇》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法于法者民也。”是为法家君主专政论派之理论。
二曰、民主政治或难骤至，则本群众公意制法、以限制君权，是以民主之始基也。故曰法籍、礼义所以紧君使无擅断，则君宪之治，晚周法家民主论派固发明最早矣。
三曰、晚周法家民主论派必由儒者首创。所以者何？儒学本有民主思想，其变儒而为法亦甚易。又如前引，以法籍、礼义并重，不纯主乎法也，可窥其渊源所在……。
附识《管子》书之《心术》、《白心》、《内业》诸篇，胡适等以为错简，殆未深究耳。此书原本儒家，融会道家，盖随在可窥见。
综上所述，熊十力对中国文化之认识，认为儒家乃一切学术文化之渊源，与马一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所不同的是，熊氏以破立并重之方法与马子共参究竟之比对不同，熊氏从对先秦诸子及秦汉以后历代儒家解读之批判入手，进而阐发儒学大义，熊氏许多观点，可谓发人所未发，故而同时代及后人则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熊氏破立并重，以破见立，乃熊氏重要研究方法，此方法若展开而言，必有其支撑，而熊氏从历代文献及史料及诸子作品中详加考证，此乃熊氏研究方法之向下之铺展之支撑，今略具一二之例，以明了熊氏独特之观点及研究方法。
熊十力认为儒家学说乃中国一切学术之源泉，道家故在其中，必为儒家之传承，熊氏认为老子出生于孔子之后，即是其观点之展现（作者注：古人不论，同时代中马一浮、吕思勉、钱穆以及熊氏弟子牟宗三等多以为老子后于孔子，当然论据各异，此处不详论）。
熊氏言：
且《庄子》书中称孔子见老聃者有二处：一言孔子南之沛见之。一言孔子西适周见之。老聃若是周室史官，何为南居沛乎？余按《礼记·曾子问篇》：“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乡党’”云云。据此文则老聃盖有二：一为鲁国之老聃，孔子与郊游者。《曾子问篇》载其言，犹可想见其人为精于古礼之纯儒（作者注：胡适《说儒》中考证儒家乃商之遗民好礼者）。二为著《老子》书之老聃，实为道家之祖，《史记》称为隐君子。《庄子。天下篇》以之与关尹并列。决有其人。《天下篇》叙论诸名家之学有学术史性质，其人之名氏与学派皆赫然可考，何至凭空伪造一老聃列于其间乎？余谓作《老子》之老聃当时南方小国之逸民，后来其国灭于楚，故六国时人多以老子为楚人。
——《原儒》卷下 原内圣学
熊氏上述考证，足可见其相信儒家为中华文化之宗之信念之坚定，至于其结论，当然见仁见智，今不加评判，略知熊氏风格与学术方法及其观念之参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