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历史研究宗旨以及中西国家观不同之界说

熊氏之历史研究包括其《中国历史讲话》与《中国历史纲要》，其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虽涵盖面甚广，然不离其根本宗旨。简而言之，熊氏在《中国历史讲话》中首先论“五族”问题，即“汉、满、回、蒙、藏”之历史渊源流变，其结论为五族乃中华民族之大多部分，而从历史源头而言，本为同种。熊氏之目的有二，其一欲正本溯源，使国人明了中华民族之渊源，以驳斥当时之“汉、满”相仇之论；其二在于唤起国人之统一，以利于抗日精神。

熊氏对历史的总体研究与进一步的观点，则详见于其《关于修中国通史的意见》一文，而其《纲要》乃是对其意见的阐发及整理，并致历代大事、年代之连贯。故而本部分重点说明熊氏《意见》一文之精神，以反映熊氏之史观。

熊十力在《关于修中国通史的意见》一文中，首先说明修国史者，当有一根本精神，古代自汉以降，其根本精神乃“忠君”而已，而今民主精神之张扬，修国史者当别立一新精神，即“国家民族”精神。时至今日，许多人仍认为中国人自古无国家之观念，熊氏明确反对，认为国家精神自古以来有之，只是不同于西方所谓的“国家精神”，熊氏言：

一般人以为我国人向来没有此等观念，其实不然。据实言之，我们所谓国家，与西洋人所谓国家，根本不是一回事。西洋现代的国家，对内常为一特殊阶级操持的工具，以镇压其他阶级，对外则常为抢夺他族他国的工具……我国人向来爱和平、贵礼让，不肯使用蛮横手段。无阶级于内，无抢夺于外，就因为他常有维持最高文化团体的观念。这便是他的国家观念。由中国人这种观念扩充出去，人类都依着至诚、至信、至公、至善的方向去努力。岂不大美。岂不大乐……我们诚然不能不改造我们国家的机构，以应付非常时局，但并不要变我们固有的国家观念，即始终保持一个最高文化团体，绝不拿来作毁坏人类的工具。历史家对国家观念的指导，是要正当的。

以上熊氏所论，当理解熊氏对修中国通史之根本观念。中国历史上当然有纷争、战乱以及外族入侵之过程，然就其与西方比较言之，则战乱与掠夺则相对较少，此其一。其二，熊氏所谓的史观，就其对历史的认识而言，更应该理解为其理想价值，此理想价值则在于对中国文化之传承。因此熊氏在此文中，反复强调中国文化之渊源，上溯三皇五帝、尧舜禹等历史人物，熊氏最后以孔子之集大成而成中国文化之大成。此不再论。因而，熊氏承认秦始皇之统一中国之价值，并追溯渊源之中国文化之一贯要求，可谓熊氏之文化史观之表征。而对于秦始皇之摧残文化之政策，熊氏则极力批评。关于后世文治武功之帝王将相，熊氏大概以此角度评判，兹不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