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学研究方法与内容举例
广义而言，梁启超所有作品，俱可以文学视之。其文风或犀利、或激越、或沉静、或平和、或柔婉、或忧伤、或愤懑，读来常让人拍案叫绝，击节赞叹。其因深厚的国学功底，虽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并被时人以知识界之领袖视之，然不同于胡适等人，其对文言文并未排斥，对白话文并未热烈响应。而其重点在推广言之有物之文章，文章半文半白，自创一格，对当时影响甚剧。以至于其学生吴其昌在所著《梁启超传》一书中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实质而言，梁启超之文体是用来承载其思想的工具而已，舍其内容而赞其形式，乃远未了解其思想之缘故《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梁启超难得在其中取得宝贵之平衡。时至今日，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仍时常被人提起。
梁启超言其文学研究“闲日抽余晷草之”，乃于研究历史之间隙受邀讲课而成。然其研究思路、方法、内容，在国内几十年“阶级教育”之后的今天，确实可补教科书之阙如，并对国内近年来之国学热研究有着重大参考价值。
梁启超对中国文学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25年在清华大学的一系列讲义，内容涵盖中国从西周到明清之文学格式演变、不同文学体裁之特点、文章内在情感归纳与总结等诸方面。
梁启超虽然对桐城派文风有所不齿，但桐城派后期之代表人物姚鼐提出“考据、词章、义理”之学问三要素，却完全符合梁启超之研究方法。词章如上所述，暂且不论，观梁任公之研究，遍布文学、历史、佛学等领域，均首重考据，必将所研究之内容旁征博引，涉猎诸家学说，考证其真伪、时序，然后方归纳总结得出其结论。更重要的是，梁氏于考据之后，尤重视作品之内在价值。简而言之，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学之研究成果不同于时人者多多，即使与现阶段之诸多专家教授之文学史之介绍，仍具有许多需重新审视之价值。
若要详细介绍梁任公之文学研究成果，非皇皇然巨著不可，然则限于篇幅，当抽其特点，以便管中窥豹，一来更多了解其人其情，二来纠正今人诸多对中国文学作品之常识性误读之处。研究中国文学史，当从《诗经》、《楚辞》始。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可为中国文学发展之总括。梁启超别开一面，从大量史书如《礼记》、《尚书》、《史记》、《吴越春秋》等发掘多首民间歌谣，统而论之，并与《诗经》、《楚辞》相互补注，乃其发明也。而常人所理解之《诗经》，统统以为乃民间歌谣，梁启超引用《毛传》中“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阐述歌与谣之间的演变关系，指出“凡歌必先起于徒歌，有音乐家出，入乐者即为后世之乐府也”。指出诗经到乐府之转变。同时，梁启超指出，“不歌而诵”也是诗之一体，并指出“二雅”其实乃不歌而诵之诗。后期，经孔子“弦而歌之”，即为乐府之发端之一脉。
历代关于中国文学之研究，在我看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思路：以《五经》为本，作注、笺、疏、正义等，比如，《诗经》初始流传今文有齐、鲁、韩三家，而后毛亨、毛苌别立古文《毛传》，唐孔颖达作《毛诗正义》等。刘勰《文心雕龙》以五经为宗，兼论及文学之流变、体裁、笔法、风骨等，实质以探讨文学作品之内在规律；而钟嵘《诗品》、陆机《文赋》、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则或以才性论之，或以文章之特点论之；另一支研究思路则专注音、韵、声、律等，比如曹魏时李登撰《声类》十卷，东晋吕静撰《韵集》六卷，宫、商、角、徵、羽各一卷，唐孙愐修订《唐韵》，此后经宋邵雍等人，到明清时黄宗羲、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孜孜考证，乃大成之；而诸多文人墨客，则往往以己之个性论诗文之长短，比如苏轼、王安石、李清照等。
梁启超不同于以上各家，其着力于史料中搜异补缺。一般而言，中国文学自《诗经》起，受楚辞影响而成汉赋，继之者五言，五言不足以表情达意而后七言方盛。梁氏考证指出，实七言之出现早于五言，并指出战国至西汉时多首七言诗鼻祖，比如《楚辞·招魂》、《荀子·成相篇》、秦时史游作《急就章》等。此处，可以发现梁启超研究文学作品之眼界，不仅仅局限于后人称之为纯文学作品，除搜集各地民歌民谣者外，还能将史书中具韵文者统统拿来比较，可谓别开生面，如其从《论语》、《孟子》、《列子》、《管子》、《庄子》等多处举例，以说明从西周至汉魏间诗歌之流变。
《虞书》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文心雕龙·乐府第七》进而言：“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指出乐府诗乃和声而成律。后人常以为“平仄为律”，实乃大偏矣！今人常以为古之诗歌，俱能入乐，尤其是平仄与音乐必能对应，其实，根据梁启超考证，乐府诗歌起于西汉，魏晋大盛，乃可合乐而歌，反而不讲究平仄对仗关系。而后近体诗之平仄对仗，反而常常不能入乐而歌。当然，后人刘永济先生在《词论》中也提及此处，今人常误会两者之区别，故而在此略提之。
梁任公参考郑樵《通志·二十略》对乐府的分类，对郭茂倩所编著之《乐府诗集》进行了重新梳理与研究。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可参看其在《古歌谣与乐府》第三章。
至于宋词之起源，宋人以为起于唐朝之不同时期，根据梁启超之介绍，陆游认为起于晚唐，陆游在《渭南文集》卷十四《长短句序》中说道：“依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李清照在《词论》中说道：“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道：“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大概意思是说，除部分乐府诗以外，律诗因不便于吟唱，便裁剪反复以便于入乐而歌，至中唐时，直接以乐填词，乃词之发端也。但是根据梁氏考证，宋词实乃起于南北朝，并举梁武帝《江南弄》“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受蹀躞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踯躅”等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