耙粪者的新闻生产

耙粪新闻之所以能成为社会改革的助推器，与其新闻实践的现代革新密切相关。就其新闻形式上看，耙粪新闻的主要特征是其调查性与细节的生动性。作为现代普遍使用的新闻手段，新闻调查是记者就特定的新闻议题主动收集相关信息，包括主动地采访议题相关人并最终形成相对复杂的新闻文本的新闻活动，其主动性既在于采访（interview）作为新闻采集手段的广泛运用，也在于记者对既有文献资料的深度分析，而其最初的实践主要也正是来自耙粪者。根据舒德森的研究，采访是美国新闻人的发明，仅仅是在美国内战之后才逐渐成为新闻采集的主要手段，此前，所谓新闻主要是重新组织甚至原文刊载现成的新闻或其他文献（Schudson，1995）。早期英国的出版商曾租船至荷兰的各港口城市收购当地的出版物，北美殖民地的新闻业也长时间依赖轮船带回来的欧洲报纸。政党报纸不依赖既有文献，但其所刊登的主要是各类就冲突性政治议题发表意见的论文与信函，从而使事实性报道成为新闻的异类；便士报等大众化报纸恢复了事实性报道的核心地位，并开始为此聘请专职记者。不过，此时的记者大多数依然主要是依赖市政厅、法庭、警局等信息源，他们的主要工作还是从这些信息源获取官方文件或记录公共演讲来组织报道。作为专业写作者与身关公共利益者之间以形成新闻文本为目的的社会互动，采访在美国内战之后所以兴盛并在世纪之交成为新闻基本采集手段的原因，舒德森并未加之探讨。在本文看来，其客观原因固然是印刷、造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扩大报纸容量的可能性，记者需要主动寻找更多的新闻内容以填充报纸版面，更为重要原因却正是以耙粪者为代表的新闻人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主动收集各种官方公开文献未载信息——可能是官方文献尚未关注但更可能其意隐瞒的信息，并公之于众，正是耙粪者们投身新闻事业的主要动机。早在耙粪成为新闻风尚之前，著名文学家、记者、美国耙粪者的前辈马克·吐温（Mark Twain）就曾痛责过那种称“发现与纠正社会不良风气是公众的责任”的观点。马克·吐温说：“世界上任何一位编辑都会说，改正它正是你的责任。如果不是因为做这些事，你凭什么获取酬劳？你对社会有什么用？你如何配做报纸的一员？”（see Altschull，1990：238）耙粪者正是马克·吐温这一主张的践行者，他们之所以能够“发现”，除了分析、引用既有的正式文献，主动采访以寻找事实则是另一个必需掌握的新闻手段。

这一点可以在塔贝尔《美孚公司石油史》的《序言》中获得印证。塔贝尔称，选择美孚公司石油作为报道对象，首先自然是因为美孚公司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托拉斯，但同时也是因为关于美孚公司已有大量文献资料可供查证。自1870年美孚公司组建以来，国会及美孚在其境内开办业务的各州立法机关先后对美孚公司做过多次调查，这些调查以及美孚公司在各类民事诉讼案中形成了大量的证词文献，包括“为建立美孚石油托拉斯（the Standard Oil Trust）而制订的章程和协议，美孚石油与铁路、炼油厂、输油管商等签订的各种契约、合同”，以及1872—1900年间大量当事人就美孚发展各阶段的具体事务所做的个人陈述。这些陈述不仅是许多重大的事件的参与者、决策者关于其个人行为的回忆录，同时也是这些人作为旁观者对他人及整个公司的运作所作的观察，还包括公司官员关于公司发展的主要观点的完整记录。依据这些相互印证的大量文献，塔贝尔获得了美孚公司如何形成产业垄断的可信证据。尽管这些文献自其生成之后就一直存在，但对于广大的普通公众来说却依然是未知的，分析与整合这些文献并将其通过廉价的大众化杂志广为传播，美孚石油作为垄断托拉斯的诸多犯罪、违法行为因而广为人知。但如果仅仅分析与整合文献，塔贝尔的工作虽然与现代新闻事业初创时期的那些实践相比，有所改进，但还不能说是真正的革新。在《序言》中，塔贝尔接着说：“石油工业发展过程中那些活跃者依然活着，可以自由地寻找他们的帮助。我在每个大的石油中心都采访了数十人。理解和解释本文文献所提及的那些事件，是靠着那些直接与其相关的人所提供的深思熟虑的解释这一帮助而完成的。”（Tarbell，1904：x）如果按照舒德森关于采访的分类，即寻找信息（actually seeking information）的采访和验证已知信息（testing known information）的采访（Schudson，1995：74），塔贝尔的采访显然属于后者。不过，正是因为这一信息是已知的，塔贝尔的采访就与《民族》（The Nation）杂志的主编古德金（E.L.Goldkin）所说的那种“无聊政客的欺骗与报纸记者的欺骗的联合产品”的伪采访划上了明确的界线。采访，在塔贝尔这里成为其严肃的新闻揭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不唯塔贝尔一人，无论是史蒂芬斯或是拉塞尔，无论是亚当斯（Samuel H.Adams）或是贝克，耙粪者的新闻实践几乎总是新闻采访、新闻调查的综合。作为耙粪者，辛克莱尔用在写作小说《丛林》（The Jungle）时甚至也用了多达7周的时间采访了芝加哥的“包装镇”（Packing Town）的包装工人、工厂主、警长、守夜人、小酒馆老板、小政客、小职员诸色人等（see Litman＆Litman，1981：664）。至于主要以司法体系的腐败为调查对象的康纳利（Christopher P.Connolly）和以华尔街与金融腐败为调查对象的劳森（Thomas W.Lawson）在耙粪者群体中更具有进行新闻调查的优势：他们本人的职业经历就是其新闻活动的最佳素材。作为前商人和律师，康纳利将其亲身参与或旁观的故事写入了他知名的耙粪作品《蒙大纳故事》（The Story of Montana）；凭借《疯狂的金融业》（Frenzied Finance）跻身著名耙粪者行列的劳森一度更是华尔街金融市场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场外交易人，《疯狂的金融业》因而被称为其如何“勾结当时最为出色的托拉斯的真实自白”（Chalmers，1964：57）。在其文章中，劳森坦白了其与波斯顿天然气公司大战及铜业托拉斯组建等事件的关系，叙述相关事件时，文章完整地引用谈话的内容、指名道姓地指斥商业金融大佬的胡作非为，并以准确详实的事实揭露了大量幕后阴谋，从而成为比新闻调查还具有调查性的新闻。

正如班尼特所说，耙粪新闻或调查性新闻并非新闻实践的常态。数百年的西方现代新闻事业史，耙粪新闻作为其时主流新闻类型的历史时代，也仅仅是少数，就美国而言，主要也就是独立战争时期、内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60—1970年代等少数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而且，也正如费尔德斯泰因（Mark Feldstein）的研究所发现的，并非每一次社会大变革、大动荡都是耙粪新闻的兴盛期（Feldstein，2006）。一些民意调查甚至提供了不利于耙粪新闻的证据，公众对耙粪式监督新闻的支持率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美国的一项调查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新闻对于政治领导人的批评妨碍了他们执行公务，很多受访人则称新闻过于频繁的批评性仅仅基于媒介利益的自私动机而非保护公共利益的崇高愿望。（Kohut，2001：52）尽管如此，当代美国新闻理论与思想史的研究重镇，赫伯特·阿特休尔（Herbert Altschull）依然认为，耙粪是美国新闻专业意识的核心理念（Altschull，1990：274）。一大批耙粪新闻，如《美孚石油公司史》（塔贝尔）、《城市的耻辱》（史蒂芬斯）、《美国大骗局》（The Great American Fraud，亚当斯）、《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Rachel Carson，1962）、《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Ralph Nader，1965）以及1970年代“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水门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史的经典，也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新闻记者永远追求的光荣与梦想。耙粪，也即揭开一切隐藏在权力（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势）之下的罪恶交易，维护正义、保护公共利益，尽管实行过程存在各种各样的阻碍、挫折以及失误，但却也正是新闻这一职业的良心所在。

【本文系四川外语学院（现更名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项目“新闻生产与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期中国新闻生产模式研究”（sisu2011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