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美两国的官方宣传合作

媒体合作之外，伴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急剧发展变化，在国际宣传处的组织运筹下，国民党同英美两大西方大国的政府间宣传合作在重庆时期也不断深化。正如曾虚白所言：“广播方面，‘中国之声’不独引起了国际人士的注意且受敌方呪骂，称谓‘炸不尽、死不完的青蛙！’。我们的新闻片，也接一连二的辑入美国的寰球新闻片中。总结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开始得到同盟国家的重视，（它们）愿意和我们携手合作起来了。”^〔11〕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此类合作障碍阻力较多。比如，1941年4月底，英国大使馆新闻专员到国际宣传处商洽中英宣传合作事项，并提交包含具体意见的备忘录。曾虚白认为，英方宣传合作意见“偏于英方片面立场，殊失合作之意”，感到不满。国际宣传处提出的合作意见是“以英日开战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详定逐步推进之合作办法，并以远东各英属（殖民地）根本排除敌伪活动及改善对华文报纸之检查制度为实现合作之先决条件”。^〔12〕国际宣传处趁热打铁，向英国大使馆提交一了份文件，抗议港英政府纵容敌伪及反政府报纸在港活动。^〔13〕1941年6月18日，英大使馆新闻参赞向国际宣传处作出答复，认为在“英属各地限制敌伪宣传一节，目前与英国言论自由原则有所抵触”。英国方面的反映，使曾虚白等感到“与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相去尚远”，决定“俟中国政府确定香港当局态度之后，再行继续讨论此事”，^〔14〕并在外交部向英国大使馆提交的回复文件中明确提出“苟此种态度不加纠正，实无从谈合作”。^〔15〕后来，中英方面仍然保持接触，并补充提出电台合作等新意见，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国对日态度仍不够决绝，中英两国关于宣传合作的谈判实际处在搁置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宣传合作障碍消失、步伐加快。1941年12月10日，曾虚白在日记中记录了英国大使向国际宣传处请求协助，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够“在训练成熟之日本俘虏中选拔六人”，交付英国大使馆，帮助英国“在远东将加紧对日宣传”。^〔16〕由大使提出合作请求、内容涉及日军俘虏的改造和利用等迹象，都表明中英宣传合作水平的实质推进。至此，太平洋战争开始前一度止步的中英宣传合作谈判重启。12月16日，英国大使馆负责宣传方面事务的外交官史密斯到国际宣传处谈判，涉及事项包括中英两国的广播电台互相交换节目播出、正式授权国际广播台与英国方面加强合作、中英电影制作方面的合作、英国大使馆在中国宣传品的运输发送方面向国际宣传处给予协助、允许中央社借用英国大使馆正在缅甸仰光收购的大型收报机直接接收来自伦敦的电讯稿件、希望国际宣传处协助在英国大使馆内装一部军用电话等广泛而具体的议题。^〔17〕

对于同美国的宣传合作，国民政府更是主动积极。1941年12月15日，曾虚白致函美大使，提出中美宣传合作办法，内容包括：第一，请美国加强对远东广播；第二，请将美国领导人重要宣言全文第一时间送国际宣传处翻译在中国报刊刊载；第三，合众社等美国通讯社消息需在马尼拉接收中转到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数量大大减少，请立即设法纠正。翌日，在美国大使馆负责宣传事务的麦克唐纳到访国际宣传处，积极回应中方关于中美合作的提议。^〔18〕

1941年12月30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商谈中美英宣传合作，决定成立一个三国宣传协调组织，由王世杰担任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担任部长代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任秘书长。31日，董显光约请美国大使馆秘书麦克唐纳、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安德鲁召开筹备会议，将此组织命名为“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United Information Committee of the Anti-Aggression Powers），规定其主要任务为：联系各国间的宣传工作，交换意见与情报，研究增进各国关系达到最大宣传效果的方法与步骤。1942年1月6日，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正式成立，^〔19〕标志着中美英三国在远东战场上的宣传合作进入崭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