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对美国中国观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各种中国形象来源所形成的认知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同的。相比而言，直接的观察性认知比间接的想象性、知识性认知更能体现美国认知中国形象的特点，它投射出了美国各个不同群体的文化心理和利益诉求，构成了中美关系中美国方面“一直包含着变化不拘并长期存在的文化因素，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到亲信、恩抚到敬畏”〔10〕。在早期由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开辟的直接认知来源中，传教运动本身和传教士是与美国特有的宗教文化心理结合最为紧密的，其认知中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最为明显和深远的。
传教士群体依靠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深入认知，在中美关系历史中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美国驻华外交官最可信赖的参谋和助手，而且其中的许多人还成为美国总统处理中国问题特别顾问，从而广泛影响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著书立说、发行报刊，回国后巡回演讲，通过多种形式向美国公众传递中国形象，为美国积累了连篇累牍的关于中国是什么的文本，客观上担任了向美国报道中国的任务，成为美国人直接感知中国的眼目。“美国来华传教士不仅对美国对华政策以重大的影响，而且他们有关中国的著述、通讯以及演讲，也是形成美国社会对中国、日本、朝鲜等地观感的唯一适当或精确的来源。19世纪的大部时期中，美国人是透过传教士而了解亚洲”〔11〕，“传教业以及参与此业的善男信女们，为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情感基础打下了永久的、决定性的烙印。从19世纪到现在，他们在几代美国人心中留下了痕迹，这种痕迹通常是最明显可见的、异常持久的，并具有极强的和广泛的影响力”〔12〕。
传教士通过著作、新闻报道传递中国形象认知，影响国内舆论。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主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登载了30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集中关注鸦片贸易给晚清中国社会带来的毒害，“那些已经在中国工作了十年的传教士的报道，在美国民众中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对大清帝国的同情。其中，他们关于鸦片贸易的罪恶的描述是影响公众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13〕。这种公众舆论促使美国政府比英国政府更愿意主动承认鸦片贸易固有的罪恶并公开反对鸦片贸易行为。同时，传教士团体这一阶段集中塑造的中国保守封闭、发展停滞的形象已经形成强烈舆论传递到美国国内。1843年，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代表外交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接受了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向其转述的《中国丛报》的观察和结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还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中，未曾享有自然和造物主所赋予的独立于平等”〔14〕。
除此之外，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丁韪良（W.A.P.Martin）、明恩溥（Arthur H.Smith）等不同时期的著作，都成为塑造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关键性文本，特别是传教士明恩溥出版《中国人的特性》（The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被“作为前往中国访问的外国人手里的《圣经》类图书，对西方人形成的中国观具有高度影响力”〔15〕。1895年，新任美国国务卿查德·奥尼尔试图从两本权威报道中寻找对华政策的启发，而这两本书恰好就是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和曾经的传教士何天爵的《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hinaman）〔16〕。
传教士通过回国述职演讲吸引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和热情。每当传教士回国述职或短暂休期间，传教士们几乎抓住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向国内母会、民众发表大量关于东方中国和在华传教的演讲，充分引起民众对中国的关注以及对在华传教的支持。正如美国学者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描述的那样：“从中国回来的访问传教士们相当频繁地出现，……激励着他们的教徒们去帮助这项事业。一分的硬币、五分的镍币、十分的银币和美元一周又一周地、年复一年地被大人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折入信封里或放入收集盘和收集篮里，……正是因为如此，年轻人的心目中经常留有最具意味和最长久的痕迹。〔17〕费正清指出，“假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有300多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回美国休假，他们在公众中露面的机会一年至少有3万次，这足以保证大约500万新教徒成为他们的支持者”〔18〕。
传教士还通过直接游说高层决策者影响对华政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为了“引起美国实权人物对美华关系的重视”〔19〕，传教士伯驾回到华盛顿，他受到了包括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在内的多位政要的接见并在国会发表演讲。他建议美国政府承担起调停中英冲突的责任，并立即派遣“全权公使直接去见道光皇帝”〔20〕。1906年，中国掀起抵制美国货物运动，在华生活34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他呼吁总统将庚子赔款溢出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以支持美国在华办教育。他的建议得到了总统的认可。除此之外，丁韪良、林乐知（Young J.Allen）也都受到过总统接见，卫三畏也曾经向总统发出过废除排华法案的请愿书，总的来说，美国传教士们“经常向国务院和国会议员表达他们对中国事物的看法”〔21〕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美国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 H.Hunt）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将“谋取利润的实业家，渴望提高国威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致力于中国精神和文化之改造的传教士”视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支持集团”〔22〕，他分析指出：
若把门户开放视为三个不同利益集团——谋取利益的实业家，渴望提高国威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致力于中国精神和文化之改造的传教士——联合的创造物，……有理由认为传教士是影响最大的。……他们是决策者、外交官和公众有关中国情况的最原始来源。他们作为遗产留下的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某些经久不衰的中国形象。〔23〕
综合上述几点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教士的中国认知成为美国之中国形象的重要知识来源。这种知识来源影响力巨大，从中美外交关系的开端、发展到走向成熟，都深深烙下了美国传教士认知中国的痕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只要涉及美国早期的中国形象问题，都无法避免地关注到传教士群体所认知和传递的中国形象影响力，除去布道传播福音，“传教士已做的和继续做的就是帮助塑造其本国的舆论”〔24〕。
回溯美国的中国形象知识来源不仅具有知识考古意义，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形象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结果，一旦形成便具有符号隐喻功能。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代表的是一种话语方式或思维方式，它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和传递，一些形象甚至成为美国人关于中国的“套话”，一经周围环境或者主观动机的启发便会再次显现出来，呈现新的生命力，具有一种话语的支配力量。这些支配性话语的存在，可以丰富我们对当前美国对华认知原因的解释。当今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报道，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上最初印象的影响，甚至保留着当时的历史记忆，是对历史上中国形象“套话”的复活。只有在历史透视的视角中，这些原因才更加清晰可见。
【注释】
[1]李霄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Xiaokun Li，Ph.D candidate，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
【注释】
〔1〕参见Benson Lee Grayson ed.，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New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Introduction，1979：1-2；[美]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7：38-39.
〔2〕费正清.观察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
〔3〕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1983：8.
〔4〕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7：39.
〔5〕Benson Lee Grayson ed.，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Introduction，1979：1.
〔6〕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41.
〔7〕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41.
〔8〕雷孜智（Michael 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4：55-57.
〔9〕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40.
〔10〕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第1版）.姜智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2.
〔11〕丹涅特·泰勒.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研究，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74.
〔12〕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7：40.
〔13〕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1959：102.
〔14〕约翰·昆西·亚当斯，1844年1月24日，美国外交档案（第1卷），第64号文件，第147页。转引自[美]雷孜智（Michael 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2008，4：191.
〔15〕Grayling.A.C.＆Whitfield，Susan.China：A Literary Companion.London：John Murray.1994：48.
〔16〕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勇，林勇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0：175.
〔17〕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7：118.
〔18〕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28.
〔19〕雷孜智（Michael 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4：174.
〔20〕雷孜智（Michael 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4：174.
〔21〕Kenneth Scott Latourette.Christianity in Chin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52，Nov.1930：70.
〔22〕[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
〔23〕[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
〔24〕Kenneth Scott Latourette.Christianity in Chin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52，Nov.193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