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量测量

(二)变量测量

社交媒体政治参与。该变量的测量参考了张明新(2015:216)对网民政治参与的量表。所有6个题项均采用从0到5的李克特量表来测量新闻从业者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行为的频率(0=从不,1=很少,5=很多),按照从高到低顺序依次是“在微信上发表/转载公共事件的内容或观点”(M=2.77,SD=1.31),“通过社交媒体关注或监督某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执行、挑战或废止”,(M=2.47,SD=1.41),“在微博上发表/转载公共事件的内容或观点”(M=2.27,SD=1.37),“通过社交媒体给政府或公共机构提建议或表达观点”(M=1.90,SD=1.40),“通过社交媒体参加抗议或声援等活动期待影响相关部门的决策”(M=1.64,SD=1.46),“在BBS/论坛上发表/转载公共事件的内容或观点”(M=1.20,SD=1.17)。通过信度分析,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0,信度良好。另外通过KMO检验(KMO=0.842)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χ2=774.985,df=15,P<0.001),由此可知,各题项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验证这6道题项隐含着1个因子,总共可以解释57.3%的方差。这说明本量表建构效度良好。总体而言,新闻从业者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的程度并不高(M=2.04,SD=1.025)。

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在周葆华(2014)量表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修订,共17个题项。通过KMO检验(KMO=0.883)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χ2=2.923,df=136,P<0.001),由此可知,各题项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发现17道题项包含着4个因子,总共可解释66.60%的方差。具体包括:“工作运用”(α=0.870)、“后台披露”(α=0.832)、“公共表达”(α=0.699)和“职业扩散”(α=0.877)。

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化媒体效能感。对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效能感的测量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该量表包含五个题项:“我很会用社交媒体搜索自己需要的信息”、“我能够通过社交媒体与人较好的交流”、“我有能力通过社交媒体来解决实际问题”、“我能够辨别社交媒体信息的真假”、“我觉得自己使用社交媒体的能力比较强”。五项均值M=3.578(SD=0.626)。说明新闻从业者拥有较强的社交媒体效能感。通过信度分析得出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2,表明本次调查中该量表信度良好。另外通过对社交媒体效能量表感进行证实性因子分析,首先通过KMO检验(KMO=0.811)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χ2=625.676,df=10,P<0.001),由此可知,各项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验证这5道题项隐含着1个因子,总共可以解释60.4%的方差。这说明本量表建构效度良好。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从受访者所在的媒体类型来看,在本次受访者群体中,党报党刊记者有105人,占比32.7%;都市报刊记者有87人,占比27.1%;广播电台14人,占比4.4%;电视台54人,占比16.8%;新闻网站61人,占比19%。从受访者的岗位类型分布情况来看,在本次受访者群体中,记者岗位有159人,占比49.5%;编辑岗位有106人,占比33%;编导19人,占比5.9%;管理者37人,占比11.5%。从构成来看,作为记者、编辑的受访者占到绝大多数比例。从受访者的职称分布情况来看,受访者为“无职称”者占比最高,有118人,占比36.8%;其次为“初级职称”,有112人,占比34.9%;再次为中级职称,有72人,占比22.4%;“高级职称”者最少,有19人,占比5.9%。从职称部分情况来看,本次调研对象职称多为初级职称和无职称者,两者共占到本次受访群体总体的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