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服务来访的盟国传媒界人士
邀请各国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界人士到重庆访问并进行接待和服务，是国际宣传处在重庆时期的重要日常性工作，也是开展最为活跃、成效最为突出的工作。董显光将来访重庆的外国新闻界人士称为“潜在的大使”，〔25〕提出要变外国人的喉舌为“我们的喉舌”，变外国人笔墨为“我们的笔墨”。〔26〕1940年，国际宣传处筹划实施了一项“劝说美国人士来华”计划，列入该计划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目的是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27〕在另一项“增加与英国朝野人士接触”的计划中，“美国记者及其他中立国之驻英记者”与“英国各报之知名主笔及记者”都被列为需着力“接触”的对象。
国际宣传处的这项工作取得了极大成功。在太平洋爆发前，“英美澳洲记者来渝者络绎不绝，颇呈活跃气象”。〔2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重庆所吸引的国际媒体注意更上层楼。前来重庆访问的国际传媒界人士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媒体老板，如斯科利普斯—霍华德报系老板罗伊·霍华德、《时代》传媒集团老板亨利·卢斯等；另一类是到中国作短期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电影制作人等，如著名作家海明威等。“许多像点水蜻蜒般来转一转就飞去的记者，以及国际报业巨子、文学作家、传教师、国际团体代表等来到重庆都找上了国际宣传处。”〔29〕对于他们，国际宣传处大都能够积极协调，在办理护照、协调采访等事项上提供服务保障。截至1945年4月，国际宣传处平均每年招待外国记者访谒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360次。〔30〕国民党政权停驻重庆初期，外交部在邀请外国媒体界人士来访重庆一事上也表现积极。1940年8月22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表示，外交部将电邀美国记者来渝观光，至9月4日，美国记者太平洋考察团抵达重庆。在此之后，这一方面的工作便归口国际宣传处负责。
当有重要传媒界人物来到重庆，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领导人都接见晤谈，亲自参与这一特殊的国际宣传工作，充分满足来访者的要求，取得良好效果。比如，1940年9月初，斯科利普斯—霍华德报系老板罗伊·霍华德和北美联合通讯社记者甘宁生先后来到重庆，蒋介石、孔祥熙和王世杰等分别接见，交谈“至称融洽”。〔31〕“霍氏返美后所发表的远东印象记十余篇，盛称中国抗战精神，越战越强，并主张美国应取坚强态度。根氏（指甘宁生）返美后发表文字，刊载于美国48家报纸，并在旧金山华人区公开演讲。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特邀彼赴白宫面询中国情形。根氏并向当时我驻美大使胡适表示，愿尽全力继续努力援华运动。其他同情我抗战的国际友人，发表文字及撰着专书者，为数甚夥，不能不说大部分是我们推动间接宣传的效果。”〔32〕
接待和服务盟国传媒界人士来访的工作，在1941年5月卢斯夫妇到来时达到顶峰。蒋介石亲自安排隆重而丰富的参观访问内容，蒋介石夫妇和其他国民党高官多次接见卢斯夫妇，并共同参加多项活动。此外，还专门安排卢斯夫妇于13至17日，在董显光亲自陪同下，赴成都、西安、宝鸡等地参观，甚至到前线观摩同日军的作战。白修德对此评价，“以前访问中国的名记者、外交家、亚洲的显赫人物，甚至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都没有像卢斯和他的夫人克莱尔·布思·卢斯那样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而“卢斯意识到了他的重要地位，踌躇满志”，哪怕遇见了日军空袭这样的高危状况，也只是让卢斯觉得“很有趣”。〔33〕
卢斯夫妇在中国活动期间的亲国民党表现，令国际宣传处极为振奋。一方面，卢斯夫妇边走边写，所发电讯，对国民党政府充满“歈扬之词”〔34〕；另一方面，5月18日，即卢斯夫妇离开重庆返回美国的前一日，周恩来邀宴卢斯夫妇。席间，周恩来“抑三民主义而扬共产主义”，而卢斯竟为三民主义辩解，令作陪的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甚为高兴。〔35〕为发挥卢斯夫妇的“名人效应”，国际宣传处围绕卢斯访华展开了较为集中和成规模的主动宣传，规划设计了包括拍摄新闻影片等在内的多形式新闻报道。
卢斯夫妇返美后，他们到访所带来的国际宣传收益不断显现。1941年9月出版的《财富》推出篇幅为100多页的题为《中国——我们的盟友》的中国特刊，内容包括长篇文章5篇，新闻照片50幅，〔36〕使国民党国际宣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绩。接待卢斯访华的巨大成功，使得卢斯及其旗下媒体作为国民党国际宣传支点的地位更加稳固和明确，产生了深远绵久的影响。
在热情接待服务的背后，国际宣传处在操作此项工作的过程中也多加提防和限制，特别注重对来访者政治立场的鉴别和审查，细密的新闻检查和严格的采访管理措施也如影随形。1941年4月，海明威夫妇来到重庆，国际宣传处既重视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在证件发放、会见领导人方面多加支持，但是也特别注意防范海明威夫妇的“左倾思想”。在给蒋介石的要求向海明威发放随军记者证的申请中，就预先明确表示将严格限制其采访西北。〔37〕
接待和服务盟国传媒界人士来访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有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比如，1941年11月间，《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申恩在重庆采访，并因为与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相识，颇受国民党方面照顾。11月14日，申恩离开重庆到达马尼拉后，却发表中国法币暴跌、物价高涨、重庆政府倾向独裁等言论。国际宣传处认为，自己对申恩招待甚为热情，但申恩竟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齿冷”〔38〕。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方面实际上是将短期到达重庆并采访战事的盟国传媒界人士与长期驻在重庆的“中国通”式的外国在华记者区别对待的。同盟国新闻界的密切交往，邀请美英国内传媒界有影响力的人物访问重庆并且直接在国内发稿，部分的用意也在于绕开外国在华记者，通过影响传媒老板的对华认知，对外国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直接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国民党通过热情招待外国媒体老板及其他短期来访的传媒界人士的做法，对常驻重庆的外国在华记者的群体斗争造成了某种压力。董显光在其1948年的回忆录中就写道，对外国传媒界人士对重庆的短期访问，长期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并不总是有欢迎的热情”。〔3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国际传媒界人士之外，国际宣传处对于到访中国的其他外国知名人士，也都能够从国际宣传的角度来评估其价值，作出有针对性的安排。比如，1941年7月10日，澳大利亚气候学专家韦金斯（Hubert Wilkins）到访重庆，国际宣传处认为，韦金斯虽然不是传媒界人士，但在国际社会极有知名度，议论表态“颇能哄动一时”，所以“除代为引见各负责长官外，复将其在渝行动言论摄成照片，撰著专稿，飞航寄美，以为宣传之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