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形象主要来源渠道

想象性认知来源——从美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来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美国人最早的中国形象认知来源追溯到了马可·波罗时期，旅行家和耶稣会士带有故事化的叙述将一个由数量众多的单一民族构成的统一、强大、辉煌的远东中国形象带给了西方。然而此时的中国形象并不清晰，只是粗略轮廓，更多地激起的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想象。^〔1〕

知识性认知来源——真正作为清晰、明确的中国知识而影响到美国人的源头来自欧洲的启蒙运动。按照费正清的说法，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零开始的，他们最早接受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即18世纪启蒙运动的观点。^〔2〕“到18世纪末，在伦敦或巴黎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文字中所囊括的每一种思想或每一项内容都曾在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美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过。”^〔3〕

以上的传说和知识都是美国中国形象的间接来源，而美国人凭借自身直接观察和认知中国形象则伴随着中美贸易而发生。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驾驶这些轮船的商务航海家们带回了茶叶、丝绸以及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甚至还带回了一些作为游客的中国人”^〔4〕。早期商人并没有随着商品一起将一个清晰准确的中国形象带回美国，但是他们带回来一个关于中国“4亿人口巨大市场”的神话，从此开始直到现在“巨大而有潜力的市场”^〔5〕一直是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最为重要的印象之一，“给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和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6〕。

“紧随着商人之后，是第一批到达中国海岸的美国传教士。”^〔7〕1830年2月19日傍晚，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和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乘坐的“罗马号”商船在珠江口的伶仃岛靠岸，二人于2月25日晚在广州秘密登陆。^〔8〕这是美国新教传教士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带着基督教“千禧年”的预示和期望来到中国，是继商人之后第二个来到遥远东方的重要美国团体，自此也揭开了传教士近距离接触、观察和认知中国的历史大幕。此后的100多年间，这一不间断进行并不断扩大规模的精神、文化活动让来华传教士群体为美国提供了丰富和详细的中国报道，也积累了颇为复杂的情感，影响了美国从总统到平信徒在内的广大群体对中国的态度。

在商人和传教士的呼吁下，美国的军人和外交官也相继登陆中国，开始了中美官方正式的接触。1842年4月，美国海军司令加尼（Lawrence Kearny）奉总统泰勒命令率领东印度舰队（East India Squadron）抵达澳门，在中立立场下防禁美国船只向中国走私鸦片；1844年，顾盛（Caleb Cushing）使团来华，在两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的协助下，以和平的方式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自此，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军人）等美国重要团体均已来到中国，也意味着美国开始了经济、宗教、政治和军事全面对华渗透与接触，并形成了美国在华的持续性存在。

美国的中国形象认知来源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从1854年到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出台之间，“大约有30万中国劳工进入美国”并长期居留，他们建立了华人社区，形成了“一整套形象、惯例和概念”，为美国人创造了一种在本土接触和观察中国人并以此推测遥远中国的印象途径，“与在美华人接触的经历，作为体现在当今美国人的心目中对中国人的主要印象和情感的一种来源，仅次于传教经历”。^〔9〕

从1782年美国立国至1854年大量华人群体移民美国，伴随着知识的广泛传播和人员的双向流动，美国的中国形象认知主要来源渠道均已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