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从拨乱反正开始重整旗鼓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三年，党和国家开始纠正冤假错案。新闻界迫切要求改善媒介同受众的关系，重新建立起鱼水相依之情。当时，给报社来信来访反映情况的群众陡然增多。这段时间，人民日报群工部收到的群众来信多到用麻袋装，一天最多有七八麻袋，一个麻袋有几百斤；为了及时处理信件，人民日报只能调集上百人到群工部负责信件处理工作。聂眉初率先从当时读者来信反映的大量社会问题中，挑选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来信，在《人民日报》恢复了读者来信版，反映群众呼声，加强舆论监督，从而一扫“帮报”习气^〔20〕。

此后，全国新闻媒介纷纷效仿，各地报纸都恢复了读者来信版，由群工部来做收信、接待、处理问题等工作。由于工作量非常大，群工部人手不足，只能从其他部门借调人员，甚至从社会上调配人手，最多的时候一个报社的群工部有十几、二十个工作人员。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三年。薛石英在《在不变中求变——解放日报群工部在“走转改”活动中的思索》一文中也提到过这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王维同志任解放日报总编，这时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每天大量的群众来信涌向报社，当时群工部有41名编辑记者和信访处理人员，来信用大麻袋装着，大家流水作业，当天处理不完，就带回家去处理^〔21〕。”这也印证了当时群众来信来访热情之高、群工部工作任务之巨。

这一时期，群工部在长期接受读者来信来访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工作模式也渐渐成型。群工部有其特定的工作内容和范围，如通联工作、来信来访和培养通讯员等。这些工作被称为群工部的传统项目。^〔22〕

整理这段时间的文献资料，还能见到许多群众来信来稿的选登。《光明日报》读报栏目刊载通讯员来信，表扬《光明日报》群工部工作作风好，通讯员稿件反映的问题如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即使不能刊用也会转发给相关部门解决，并要求该部门将处理的情况告知作者，让作者觉得发给《光明日报》的稿件都是有着落的^〔23〕。类似这种赞扬报社群工部的稿件在1982年的《云南日报》、1984年的《解放日报》都有体现，说明此时群工部联系通讯员，解决群众问题的工作已经常态化了。

这一时期，许多新闻业界人士在密集的群众工作中摸索出了一些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总结了一些工作规律。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闻学会读者学术研究组成立。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安岗在成立会上作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长篇讲话，他说：“为读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读者是报纸的服务对象。研究读者，就是要研究我们怎样为自己的主人服务得更好。这无论在新闻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第一号的大事。”^〔24〕读者学术研究组由《工人日报》群工部主任孙惠卿任组长，《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聂眉初和《健康报》群工部主任吴健任副组长，该组同志们针对当时的实际，选择富有时代特征、有社会意义的群众来信公开发表，从而为群众服务，拉近报纸媒体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将这些来信及调查附记汇集成《心底的呼声》一书。这是新闻业第一本群众来信集^〔25〕。

读者学术研究组组长、《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聂眉初1983年在《报纸的信访工作》一文中总结了《人民日报》长期对待群众信访工作的经验——内刊刊登问题，报纸公开发表来信以及直接推动有关党政部门做好信访工作；他提倡把报纸的信访工作当作新闻工作来做，整合群众工作和报纸编辑工作，要由专人对全部群众来信审阅和全方位研究，从中发现社会的普遍问题和有代表性的个别问题，以此将报纸的群众工作做到极致，充分体现群众工作的真正意义^〔26〕。

总而言之，群工部最红火的时候，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合作化高潮这五、六年时间，再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