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者的政治参与：从传统媒介到社会化媒体

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 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公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目的而进行的行动”。（Verba＆Nie，1987：2）就参与方式而言，政治参与构成通常包括：行为；市民；影响和政治决定（Kenski＆Stroud，2006）。国外通常研究竞选、投票等政治参与行为。按照我国参与体制情况，政治参与可以分为制度内政治参与和制度外政治参与。前者主要是选举投票，包括人大代表选举、城乡基层选举等。制度外政治参与包括请愿、签名、参与抵制、上访和网络政治行动等（金桥，2012）。然而，受制于我国政治体制，多数人进行竞选或投票等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水平并不高。国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多集中于意见表达、政治讨论、参与意向和公民行动、网络行动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方面（陈云松，2013；胡荣，2015；李亚妤，2011；冯强，2011；等）。

目前针对新闻从业者从事政治参与的研究较少。然而，新闻从业者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具有更高的热情和参与意愿。尽管新闻规范强调客观、中立报道，但新闻实践中，“社会责任”和“监督政府”等理念一再被新闻业及从业者所强调和追捧。Johnstone，Slawski＆Bowman（1976）对美国1300余名记者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发现，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观主要可归为“中立”（neutral）和“参与”（participant）两种。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矛盾较多，治理透明度不高，作为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的中国新闻人素有“文人论政”的传统，对政治话题的讨论和参与具有更高的兴趣和热情。陆晔、潘忠党（2002）指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有三个源头：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议政传统、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党报传统和西方新闻理念的影响。陈阳（2006）则把中国新闻从业者角色区分为：参与者、宣传者、盈利者和观察者。曾繁旭和李艳红（Zeng＆Li，2013）认为，中国媒体组织一直未能建立广为采纳的新闻范式。这也促使部分记者认为他们应该超越传统媒体人的角色，并直接参与社会倡议。以上研究都说明中国新闻从业者具有参与和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传统。

媒介参与一般被认为是市民参与或政治参与的延伸形式（e.g.，Meyer＆Tarrow，1998）。Bucy和Gregson（2001）则把媒介参与作为对抗代表型民主政治负面效应的一种合法机制，媒介参与是利用互动媒介参与政治的一种行为方式。甚至某些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本身就是参与行动的一部分，比如浏览、关注、转发或评论网帖、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和网络投票等，这体现为技术赋权或传播赋权。同样，社会化媒体为媒体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表达手段，并且媒体人利用社交媒体产生的政治影响力更广和更强。刘于思（2013）对微博中的中国记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作为个体行动者的记者采用建立链接的方式，主动寻找与自己有共同兴趣和追求的同行。同时，对社会话题和政治话题参与度最高。2012年4月9日，央视主持人赵普发表微博称老酸奶存在巨大内幕。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而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宜黄拆迁事件、雷政富事件、“乌坎事件”等社会热点事件中，都不难看到新闻从业者参与讨论乃至行动的身影。

需要指出的是，既往的针对新闻从业者调查研究发现，受制于传统媒体建制化的影响，媒体人的媒体角色认知偏于传播者角色，媒体的参与或监督角色认知处于次要地位（喻国明，1998，陆晔、俞卫东，2003；周裕琼，2008；张志安、刘京京、林功成，2014）。张志安等（2014）的调查发现，新闻从业者最认同的媒介角色是“以事物本身的样子进行报道”、“做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而较不认可的是“设置政治议程”、“监督政府”等角色。显然，这与我国媒体管理体制具有重要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研究问题1：我国新闻从业者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的程度如何？是否因新闻从业者的组织因素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