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了相关仪式化问题极权的特点

在两本书中一方面马尔库塞讨论了传播语言两类仪式化问题，而另一方面对于他这两种仪式化问题又无一不是一个极权的问题。所谓表述形态的仪式化问题是这样。就是，在他看来，譬如，所谓的重复作为这样的一个仪式化问题，实际就是传播主体要通过这种表达把相关的东西（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观念）有效地灌输给大众，所以它至少是一个要从思想上来操控大众的极权问题。而就“实施性”这个功能上的仪式化问题，因为它就是在驱动人们投入一种被规定的实践，对于马尔库塞它理所当然地是一个要从行为上操控大众的极权问题。

作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姊妹篇，《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单面人》两本书的主旨就在于批判包括传播在内的相关社会极权问题。然而，这里，值得注意，在两部书中马尔库塞之所以要讨论传播语言仪式化问题，其实就是为了构成对相关极权问题的一种批判。这也因为，作为一种所谓跨学科研究，当一种理论对现实社会的极权问题作出批判，则能够从宗教或神话学的视角来批判（仅就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而言，对相关问题这样批判的除了马尔库塞，还有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

人们说，“神”是人一种不可违反的“文化形式”（斯宾诺莎），宗教信条是迫使人们作出某种社会服从的“宪章”（马林洛夫斯基），仪式作为一种“集体表演”，在建构人之行为（动作）、情感、态度的某种一致性，而这同时也在排斥人的个体性或自由（涂尔干，卡西尔），而巫术活动则是通过巫师的咒语在操纵人的行为（马林洛夫斯基）。所以，一方面，宗教或神话学的东西（包括仪式、巫术）带有一个极权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极权问题，也就与宗教或神话学的东西气息相通，即如果从文化角度看它们则带有宗教、神话、仪式或巫术的气息、色彩或特征。也正因为这样，当人们对于现实社会某种极权问题作出批判，就可以把相关问题同宗教或神话学的东西打通来说，也就是能够从宗教或神话学的角度来批判。具体而论，这样的批判是，从神话或宗教学那里借取相关的命题或原理以作为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来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认证、揭示、阐发。相关批判有了这样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至少对问题的分析更具学理性，批判也更有说服力。反过来，这也是，对于相关的问题，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思想家之所以要那样来批判的一个逻辑。

重要的是，在两本书中，当马尔库塞通过讨论一个仪式化问题来构成一种相关的批判，其间，对于所谓“实施性”这个功能上的仪式化问题，他还指出了其极权的特点。“传播中现代巫术的特征远比原始巫术反动。”^〔8〕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他就相关问题指出的特点是相对于原始巫术更“反动”（reactivation）。他说，这个所谓“实施性”的仪式化问题在驱使人们投入一种实践，而对于苏联这种实践却是被纳入了某种“科学管理”计划的，是其“科学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相伴随，这个仪式化问题，作为一个对人的行为实施操纵的极权问题，却是披上了科学外衣的，因为这样，它也就更具蛊惑力与欺骗性，所以也更“反动”。马尔库塞指出的这个更“反动”问题引人警醒。

“巫术—仪式语言的新特性，是人们并不相信它或‘不关注’它，却依据它行动。”^〔9〕在《单面人》中，马尔库塞就相关问题所指出的另一个特点，是人们受操控其心理或过程上的特点。传统的巫术面对的是迷信的大众，这样的大众对于巫术中的东西既会相信也会按其行事。而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人有理性，因而，对于工业社会相关表达的所谓“实施性”问题，也是对于自己的行为在这里被操纵的问题，会有所警惕，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他们通常又会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按照其行事，即接受其操纵。值得提出的是，马尔库塞之前，在《启蒙辩证法》中，当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文化工业”广告中的巫术式表达作出批判，就涉及这方面问题，他们说：“在文化工业中，广告已经取得了胜利：即便消费者已经看穿了它们，也不得不去购买和使用它们所推销的产品。”^〔10〕不过两位思想家并没有将此种情形从理论上明确为是相关表达其极权问题的一个特点。所以，如上，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就相关的问题指出的“新特点”，基于前人的认识但也从理论上提升了前人的认识。再是，这个“新特点”至少告诉我们，现代人虽然有理性但还是会受到传播中某些仪式或巫术东西的迷惑、操控，或者，虽然现代传播中仪式或巫术的东西面对的是有理性的人们，但这些东西依然不失其迷惑性和操控力。简单来说，在相关的问题上，马尔库塞的这个“新特点”同样引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