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再制与自我参照〔5〕

在与环境实现分化之后，系统下一步就是对内部的再分化，达到自我运作的目的和状态。系统是一个封闭的、能够自我再制（autopoiesis也被译作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功能集合体。实际上，自我再制是对分化的管理，它一方面指涉系统对自身的复杂性的提高，在系统内部创造出更多、更细化的结构分层和功能分化，以此来维持系统的平稳运转，抵御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系统自己生产和建构意义，通过赋予内部各个子系统以角色和功能，为其行为赋予特定意义，使其获得对系统的认同和参照，缔造内部的同一化运行逻辑。譬如说，电视节目塑造的时间观，将现实环境当中发生在几天里的事情剪辑到短短几个小时，从而重构并创造了一个时间，并使监视器前的导演、镜头下的演员、荧幕前的观众等各个子系统都认可这个时间观，并且被卷入到这个系统中与之一起获得、再创造新的时间体验。

“沟通”（communication）是促成和维护这种系统内外部耦合的关键元素，伴随着沟通的则是“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的增加。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社会行动当中，行动的双方由于彼此出于主观意志的判断而造成行动的不确定性，帕森斯则首次运用这个词来说明，社会行动双方不仅会对自我行为进行主观判断，而且会思考自我对对方施加的影响，以及这个影响将如何反作用于自身，这种“异己取向（other-orientation）”对社会行动双方都会产生的偶然性增加。在帕森斯看来，“双重偶然性”，实际上是两个社会运动者在发生社会互动、建立社会秩序时的必要条件：

“一方面，自我的满足建立在它对合适的备选对象进行选择的基础上，从而具有偶然性。但同时，对象的互动将再次对自我的选择造成偶然性，并且将因为互动对象自身的互补式选择而导致互动的结果（具有偶然性）。正因为这种双重偶然性，沟通……既不能在缺乏对特定情境的特殊性进行一般化的前提下发生，也不能在缺乏意义的确定性前提下发生，后者只有互动双方都观察到共同的惯例（conventions）时才能够得到保证。^〔6〕

卢曼将个体层面的“双重偶然性”概念扩展到系统层面，它包含了整个系统结构，它意味着系统在进行自我参照时，所选取的“镜子”或参照系的不同会导致分化的标准产生偶然性^〔7〕，最终生成什么样的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分化，往往是系统——环境和系统——子系统的沟通决定，并因这种双重偶然而产生不同的后果。他将其称之为社会系统的“拟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