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动荡的20年

然而，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持续了不到一年，1957年反右斗争全面推翻了1956年新闻改革，认定这次改革“否定了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党报重回宣传本位，并被推向“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极端。“阶级斗争工具说”成为党报的唯一理论，成为对党报性质、功能的唯一解释，贯穿1957年至1977年的整整20年。^〔18〕王中义回忆起当时的状况，至今仍然唏嘘不已：1957年王中先生因为“五分钱关系”的说法被打成右派，定性为“中国新闻界右派理论家”，遭到不断的批判。之后，复旦新闻系的教学完全被打乱，学生、老师被派去工厂、农村劳动实践。

在十数年的动荡中，各党报群工部名存实亡。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通讯员工作一度从阶级路线高度被绝对化了，如提出所谓“为工农兵，写工农兵，工农兵写”的绝对化口号。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知识分子被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指责他们走“专家路线”，不允许参与报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段时间党报的领导权实际上被篡夺，变成了“帮报”^〔19〕。在这种环境下，群工部的工作无法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