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的叙事角度

通过丰富详实的史料，著者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战争期间原本桀骜不驯的报纸如何一步步被权力下的言论管制驯服，而被驯服的报纸又如何通过舆论影响并培养顺从的国民，最终让整个日本和日本民族都滑向战争深渊的过程。然而，如果著者仅仅是着力于揭露战争时期日本国家机关高压的言论管制，以及媒体出于商业利益和人身安全的考虑而消极抵抗甚至被迫迎合的心态，则这本著作的历史意义和思想高度会大打折扣。因为媒体在权力（言论管制）和欲望（营利）面前所表现出的无能无力感，会让人产生一切随波逐流都是“无可奈何”的错觉，然而这恰恰是前坂最猛烈批评的问题，即战争时期的日本主流媒体抛开这些外界因素不谈，其本身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有力佐证这一观点的就是当时的地方报纸、个人杂志等非主流媒体所坚持的军国主义批判和战争批判。

比如同样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报纸言论为例，仙台的地方报纸《河北新報》尽管同样受到宪兵的恐吓和军部“不买同盟”的威胁，却仍然坚持批判性言论，坚持“抱成一团死守言论的自由”，最后军部也只好停止迫害。虽然“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严峻发展以及言论压迫的日益加强，这样的坚守愈来愈举步维艰，但书中所提到的石桥湛山、菊竹六鼓、桐生悠悠、正木旲等极少数正义的新闻工作者仍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勉力坚持具有良知和使命感的新闻报道和言论批判。虽然他们的言论受众极其有限，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他们这种敢于对抗权力压迫的勇气以及誓死捍卫言论自由的态度，与所谓的大报纸大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我国学者张千帆就高度评价了这些在日本战争期间仍然坚持言论和新闻自由理念的媒体人极具“担当与勇气”，而且他认为这种担当和勇气似乎还让当局政府对他们有所忌惮。^〔2〕陈霖则从媒介史的叙事角度解析这种“主流与边缘的叙事视角切换”，不仅是对主流媒体的强烈反衬，还“让人看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更加完整的媒体版图”。^〔3〕确实这种多元化的叙事角度使得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进而言之，我们不应该忽视著者在日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研究初衷，即他正是以这些边缘性媒体的史料发掘和搜集为研究起点，思考战争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是战争期间主流媒体的良知失守导致言论窒息死亡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则是边缘媒体在言论管制的高压线下艰苦奋斗不泯不灭的悲壮历史，著者正是通过这两者的巨大反差，让人深思媒体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