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发：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新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拨乱反正告一段落，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人民群众投入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群众内部矛盾、争端减少。当时报纸的主要工作是在舆论上配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人民内部的矛盾。党报作为社会舆论“领航人”，党报的群工部工作普遍开展起来。

1984年9月15日，包括137家报社的148个新闻单位的总编、群工部主任、学术专家齐聚河北承德，举办了“全国地市报纸群众工作学术讨论和经验交流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报社的群众工作和通联工作如何恢复开展，从而更好地在党和群众之间架桥铺路^〔27〕。

1985年8月30日，51家城市报纸的78名代表集会广州，讨论党报的群众工作应当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开放和改革中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这次会议纪实《在开放改革中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中列举重庆日报、解放日报、长江日报、南通日报、天津日报等多家报社群工部在工作中的一些典型和突出的事例，指出要通过多种形式，及时而正确地回答读者提出的关于开放和改革的问题，帮助他们释疑解难^〔28〕。

1987年7月，第四次城市报纸群众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这次会议的纪实《城市报纸群众工作的新趋势——第四次城市报纸群众工作会议侧记》着重指出群众来信中一个新的倾向已经出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群众来信中要求落实政策、揭发违法乱纪的信件明显减少，而反映承包、住房、交通、物价、产品质量、城市建设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问题的来信日渐增多。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报纸群工部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抓问题性批评报道上来^〔29〕。

高钢于1986年3—5月对北京日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重庆日报、成都日报和陕西日报等六家省、市党报实地考察所做的调研报告中提到：“湖北日报社党委专门发布文件，提出要重视收集社会信息和群众信息，提出了‘开发来信宝库’的工作方针；由于群工部是直接收集广大群众信息的部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四川日报对群工部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和充实，选派了一些有经验、有水平的同志担任群工部来信组的领导；四川日报群工部规定凡进入群工部工作，必须具备热爱群众工作的思想基础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几项基本能力，通不过审核者，群工部将不予接收。”^〔30〕

这一时期，除了每年举办报纸群众工作研讨会交流经验和心得，在对群众来信来访的资料的收集整理方法也有了系统的研究和创新。《湖北日报》群工部改变了传统的只靠报社系统收集群众方面信息的做法，与省、地、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信访部门建立了正式的工作联系，定期交流各自掌握的情况；《陕西日报》群工部试图改变传统的守株待兔式的工作方式，要求每个记者每年要搞一个月的专门调查，力求通过这样的调查对社会上比较重大的向题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31〕。一些专门为报社工作的信息员也正在出现。收集信息的渠道正趋于多样化、系统化。

另外，解放日报率先应用计算机技术对群众的意见资料进行信息化处理分析。从1985年5月起，解放日报群工部开始改进信访处理方法和程序。他们制订新的信访分类编码方法，统计和积累各类信访资料变化的数据，定期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对信访变化作对比分析，并采用电子计算机对信访件的内容作相关性分析；这样可以逐步实现报社读者信访由微观、孤立的处理转向宏观、系统的处理，由经验的定性分析转向科学的定量定性分析，有利于实现信访处理的程序化、系统化和科学化，从更深的层次上发掘和利用“读者信访”这一“信息宝库”，以便有效地为报纸工作和各级领导部门的决策提供服务^〔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