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反省意识
英国资深记者菲利普·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197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The First Casualty—From the Crimea to Vietnam，The War Correspondent as Hero，and Myth Maker》，通过分析考察从克里米亚战争到越南战争约一百二十年间的战争报道，揭示了自古以来战争期间的战争真相被隐瞒和捏造，新闻自由被剥夺和牺牲的事实。该书的日文版译名为《戦争報道の内幕-隠された真実》（2004年中公文库版），在日本新闻学界具有较大影响。而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甫一问世，就迅速有日本读者将其誉为奈特利著作的“大东亚战争”日本版。前坂在后记中也提到了该书的英文原题，并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日本昭和年代的战争和战争报道也如同奈特利所指出的那样，以“新闻自由”的丧失和歪曲真相的宣传欺骗为基本法则，而且这种“历史上的愚蠢行为被不断重复”，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类似的“恶性循环”。而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日本有关战争与媒体关系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足够的力度，昭和年代的媒体主流报纸罹患的“日本病”尚未根治。
那么，这个“日本病”到底是什么？在西方民主国家被誉为“第四权力”，本应对政治权力行使监督和制衡功能的新闻媒体为什么不但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反而一味地迎合和煽动舆论？
毋庸置疑，日本战争期间军国主义化的言论管制是扼杀言论自由的最直接原因。张千帆就将其概括为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双管齐下，即一方面政府对媒体通过恶法直接进行高压管控，另一方面军部通过右翼团体发动抵制批判性报纸的运动来实行经济制裁。〔4〕然而，前坂在揭示言论管制这一外部原因的同时，还指出当时的主流媒体比起新闻操守来说更加重视商业利益，以及依靠煽动式的战争报道扩大销售额的商业心态和经营方针，是主流媒体集体失守的内部原因。可以看到，战后的主流日本媒体，虽然经历了民主化和解放言论自由的过程，不再鼓吹和煽动战争，但是为了迎合读者，扩大营利，一味煽动民族情绪或者累牍消费丑闻事件的煽情式、吸睛式的新闻报道仍然屡见不鲜，媒体在战争期间所犯的错误也并未得到彻底纠正。
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前坂不仅批判了媒体商业利益至上的弊端，揭示了“使命感的放弃和勇气的缺乏以及无责任心才是导致新闻精神死亡的原因”，〔5〕还痛批了“喜欢随波逐流、愿意忘记过去、易骤冷骤热的日本人对仅仅发生在六十几年前的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对战争的危害性，至今都没有好好地反思和总结”，〔6〕而惯于对既成事实追认和迎合的主流媒体，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对战争责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反思的典型代表。“今天是昨天的传承，明天是今天的延续。现在自己站在哪里，正在朝哪里前进，对这些进行正确的判断就需要不断地检视过去。否则，就有误入歧途的危险。因此，对失败的研究不可缺少。”〔7〕作为一个资深记者和媒体史研究者，前坂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历史研究，唤起国民正视历史，唤起被忘却的传媒良知，并希望通过不断检视和反省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前坂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也提到了自己的研究和出版动机，即在日本战败五十周年之际，“有感于日本国民和媒体正在忘却战争这一危险”，〔8〕故而深感有必要系统梳理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新闻报道的历史，并对媒体报道加剧中日两国不信任和对立情绪的“恶性循环”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惕。
因此，前坂的这部著作不仅仅是一部日本战争期间新闻史的基本史料性文献，更是一本“战争和媒体”的“启蒙书”，反映了著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研究使命感，在反省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上也具有很大的警示意义。
曾因撰写调查报告揭露田中角荣首相的资产及人脉疑点而闻名于世的日本著名记者、作家和评论家立花隆，就对前坂俊之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相当积极的评价。立花早在2003年11月6日的周刊杂志《週刊文春》上就为当时已绝版的《言論死して国ついに亡ぶ》（即《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的旧版下卷）撰写书评，介绍了书中所披露的《東京日日新聞》（即《毎日新聞》前身）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当天即刊登世纪性独家报道的内幕以及战争期间新闻审查的内幕，慨叹当时“即便是社会版的新闻也处处受到严格管制，报纸最终堕入什么都不能写的困境。信息停止传递，导致整个国家最终也走向灭亡”。三年后立花隆在主题演讲报告《ジャーナリズムの危機》（新闻报业的危机）中再次高度评价该书是本难得的佳作，认为其详细梳理了战争时代的新闻报业一步步走向变质的过程，其披露的大量真相令人震惊，而战争期间的新闻报业无力阻止甚至推波助澜“暴走”的政治权力和国民舆论的种种真相至今鲜为人知，也恰恰反映了当今的日本新闻界历史认识的严重欠缺。因为这种历史教训没有得到深刻反省，所以新世纪的日本在诸如伊拉克派兵等问题上的新闻报道呈现着重蹈覆辙的危险性，立花隆为此深表忧虑。〔9〕
尽管近年来《読売新聞》、《朝日新聞》等日本主流媒体也开始关注并致力于搜集整理战争期间的媒体史资料，他们以集体采编的形式编辑出版了《検証戦争責任》（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2006年）、《新聞と戦争》（朝日新闻“新闻与战争”采访班2008年）、《新聞と昭和》（朝日新闻“检证昭和报道”采编班2010年）等文献资料，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史料的积累。然而，仅仅是史料的罗列或者自我辩解、自我同情式的历史记述并不能使这些媒体从惨痛的历史中获取真正的教训。
随着战后大半个世纪的光阴流逝，战争悲剧逐渐被淡忘，战争真相也逐渐被埋没，而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政坛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新世纪急剧膨胀，日本在靖国神社、伊拉克派兵、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上一再突破底线，而日本媒体也随之呈现不健康的右倾化趋势，这让一部分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原《文芸春秋》、《週刊文春》的总编、史学家半藤一利就直言“新闻一旦到紧急关头就会彻底沦为国家的宣传工具”，而当今日本的言论氛围“酷似昭和初期”，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舆论氛围，所以媒体界和史学界应该对这一危险动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惕。〔10〕昭和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保阪正康也直言不讳地道破战争期间的国家权力通过教育、法律体系、官民一体的暴力机制以及信息传递的一元化来控制媒体操纵舆论的实质，强烈抨击安倍政权的军事大国化企图。〔11〕可以说前坂俊之、立花隆、半藤一利、保阪正康这些富有良知的传媒学人和历史学者正在继承他们高度推崇和赞赏的桐生悠悠、石桥湛山等前辈不屈服于权力和商业利益的批判精神，呼吁正确的历史认知和媒体良知。
在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这部反映日本学者深刻反思战时新闻体制和媒体良知的经典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亦可视为中国两国的传媒学人为缩小认知差距和呼唤媒体道德所作出的真诚尝试和努力。诚如我国学者展江在该书的“推荐序”中所言，“通过一个负责人的新闻界实现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福音”。〔12〕但愿媒体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是一把永远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提醒并防止战争的浩劫卷土重来。
【注释】
[1]夏晶，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思想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Jing Xia，Associate Professor，Foreign Language School，Wuhan University.Main research interest：the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thought；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注释】
〔1〕在《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的“日文版序”中译者将“正木ひろし”译为“正木昊”，应为“正木旲”之误。正木ひろし自二战前就基于反天皇制和反军国主义的立场坚持言论批判，战后则作为人权派律师活跃在法律界舞台。“正木旲”为其本名，但他在发表言论时多用其读音“正木ひろし”作为自己的笔名。
〔2〕张千帆.日本的新闻管控与侵略战争.炎黄春秋，2015（12）：88-89.
〔3〕陈霖.媒介史的叙事视角——关于《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2015年11月2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2b6ecf60102vxyp.html.
〔4〕张千帆.日本的新闻管控与侵略战争.炎黄春秋，2015（12）：88-89.
〔5〕前坂俊之著，晏英译.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8.
〔6〕前坂俊之著，晏英译.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009.
〔7〕前坂俊之著，晏英译.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009.
〔8〕前坂俊之著，晏英译.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006.
〔9〕立花隆的主题演讲《ジャーナリズムの危機》发表于2006年7月31日朝日新闻举办的研讨会。演讲全文参见http：//www.asahi.com/sympo/060911/.
〔10〕半藤一利，保阪正康.そして、メディアは日本を戦争に導いた（媒体将日本导向了战争）.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2013：196.
〔11〕保阪正康.安倍首相の「歴史観」を問う（追问安倍首相的“历史观”）.日本：讲谈社，2015.
〔12〕前坂俊之著，晏英译.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