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邸报的“一源多本”现象
清代没有如宋代邸报的“定本制度”，也就是说，朝廷没有一个统一的邸报版本。这就为邸报的多版本现象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所谓“一源多本”是指同一天的邸报存在多个版本的状况。所谓“一源”是指邸报的来源是唯一的，就是由皇帝批红、经由内阁传至六科廊房的各类奏章。发至六科廊房的章奏是邸报的唯一新闻来源。“多本”则是指同一天的邸报会有多个版本。这是清代“邸报”出版史上的特有现象。关于清代邸报的“一源多本”现象，长期以来，似乎并未引起新闻史学者的注意。一般人凭主观臆断，认为同一天由政府发行的官报——邸报，应该只有一个版本。邸报的内容和版式，应该是一个样子的。果真如此吗？据笔者考察，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同一天的邸报信息，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版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清代“邸报”的抄传发行方式造成的。
清代邸报从新闻事实的来源角度看，均是由提塘官抄自六科，后来就由民间报房人超自六科。其原始形态，姑且称之为“邸报祖本”，应该是同一类型，就是经过内阁票拟、皇帝批红、放置在红本房、由六科给事中抄写而形成的邸报本子。这种邸报“祖本”，应该是内容庞杂、分量巨大的皇帝谕旨、大臣奏折之类的大杂烩，是由六科给事中及其六科廊房的抄手们誊抄出来的。但是，这部内容庞杂的邸报原本，并非原原本本的、统一的直接抄印到京师各衙门和地方各省督抚提镇的，而是由各省驻京提塘根据内容的重要性以及与本省的相关性，进行有选择的抄传，然后发下去的。这是产生“一源多本”的根源所在。
我们知道，清代邸报抄传到全国各地主要是由各省驻京提塘来完成。据《清史稿·职官志》、《清会典》等记载，清代各省驻京师提塘官共16人，分别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江南、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各1人；陕甘新疆1人；云贵1人；漕河1人。根据规定，六科每日要派一人到红本房去领取经过朱批的、可以发抄的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进入六科廊房，然后誊抄，形成所谓的“邸报”。至今我们还不太清楚，在六科廊房中，六科给事中们到底对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章是如何编辑整理的。据笔者分析，六科给事中们对于堆积如山的谕旨、奏章的处理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办法：
其一，他们只管从红本房将可以发抄的朱批奏折搬运进六科廊房，不做任何处理，任由16名提塘自己抄传。从现有的史料看，这种丝毫不做编辑整理工作、只是一个搬运工的功能，恐怕不太可能，皇帝和内阁大臣是不会同意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清代邸报就很有可能出现“多报多本”现象，即一日报纸，各省提塘出版发行自己的邸报，各不相同。而就目前所见，同一日的邸报主要的核心的内容又是一致的，因此，六科给事中们没有进行编辑整理的可能性不大。其二，先由六科廊房完整编辑整理过后，形成邸报的原始本子，再由提塘官根据六科的邸报原本，有选择的抄录，发回本省。其三，六科给事中与16省驻京提塘，共同参与完成邸报的制作，最后发往各自的省份。
相比较而言，除了第一种的情况之外，后两种的可能性都有。因为从现有的邸报原件来看，同一天的邸报内容有一部分是相同或相似的，而有一部分内容却是不同的。这说明：六科给事中有参与，有要求。譬如，皇帝的谕旨部分就要求必须抄录；而臣僚的奏折部分则没有要求，各省提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的抄传。而臣僚奏折部分的不同，则说明各省提塘参与了编辑、选择和整理。他们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根据本省情况，选择相关的奏折内容，抄传给本省大员。
据现有邸报实物看，各省驻京提塘并非将当日邸报的所有内容全部誊抄下来，而是根据邸报内容的重要性以及与本省的关联性，加以损益，进行筛选、取舍。首先，“上谕”部分属于皇帝谕旨，内容当然重要，必须抄传。其次，与本省督抚提镇紧密相关的内容，当然要详细抄录。最后，对于那些与本省关系不大的内容，或省略不抄，或简略概要抄录，或仅抄目录。这样既可以节约版面，又可以节省时间。由此就出现了同一天邸报发往各省的内容不尽相同的情形。这就是清代邸报中特有的“一天邸报多个版本”现象。笔者简称为“一源多本”现象。
由于清代邸报存世的数量有限，不同的提塘报房出版的同一日邸报（京报），更是极难发现，无法比勘。因此，这一现象至今很难被发现。最近，笔者有幸看到同一日的两种不同版本的邸报（京报），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了清代邸报的“一源多本”现象。
下面是清光绪朝两个不同报房出版的同一日“邸报（京报）”，极能说明清代邸报的“一源多版”问题。
《邸抄》“光绪九年五月初一日”。（说明：《邸抄》，抄本影印；无目录；上下书写；每页一般12行；每行多为14～16字；标点为笔者所加）
宫门抄
光绪九年五月初一，吏部翰林院镶红旗值日，翰林院引见八十六名，张得禄谢授广东高州镇总兵恩并请假十日。吏部呈进月官抧，内阁奏派验放之王大臣六处三十一名，派出怡王额勒和布、邵亨豫、周家楣。外来夹板一份。
上谕五月初一日
奉旨叶大焯转补翰林院侍读学士、李端棻补授翰林院侍讲学士。钦此。
太常寺题：五月十三日祭关帝庙。奉旨：遣晋祺行礼后殿，遣文兴行礼。钦此。
又题：五月十八日夏至，大祀地于方泽。奉旨：遣本格恭代，四从坛遣全佑、恩庆、瑞兴、立瑞各分献。钦此。
奏报五月初一日
苏州织造奴才立山跪奏为光绪八年分壬午大运绸缎等项，织办告成，委员解京交纳恭抧奏闻仰祈圣鉴事。窃查奴才衙门大运工需，每年由藩库拨银八万二千两，以三万两织造部派办缎纱，余银尽办内库缎绸等项。前年内务府以内库活计不敷供应奏，奉谕旨：饬由户部行文抚臣，酌度库款添拨岁需，俾得宽为办解。上届辛巳大运，藩库未能添拨，仍照成案办理。此次壬午大运，经奴才商之抚臣，饬由藩司于岁拨八万二千两之外，免筹银一万五千两为添办内库辛巳、壬午两运活计之用，共计由藩库拨到银九万七千两，当即采办买丝斤，督饬匠役、炼染开工计织办内库。壬午大运，上用官用缎纱四百匹件、绸缎三千二百匹、大小手帕三千个、白丝一千斤、衣线一千五十斤、丝线十斤、布三千匹。又补办辛巳欠解绸缎绫三百匹、大小手帕一千三百个、衣线一百斤。又部库任务大运缎纱一千八百匹，一律告成。敬谨分别装箱，派委笔帖式广治督同承差于光绪九年三月初二日起程管解进京，赴库交纳。除呈明户部、内务府差照外，所有壬午大运缎绸等项办齐，起解缘由理合恭抧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太子太保大学士两江总督二等恪靖侯加一等轻车都尉臣左宗棠跪奏为已故漕臣遗爱在民，呼恳恩准建专祠，以彰功绩，而慰舆情，恭抧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恭读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林肇元奏，已故大员功德在民，恳建专祠一抧等因。钦此。仰见朝廷笃念功臣，有加无已。凡届有位，感诵同声，兹复赴署淮扬海道徐文达详称，淮安府知府孙云锦详赴山阳县绅士翰林院编修、前湖南学政顾云臣等、清河县绅士大挑知县张骏等、仪征县绅士教谕刘衍等，联合禀旨在黔建祠，而清淮祀典缺如，士民戴德之忱犹歉然有所未尽，造具事实清册，请于清淮地方建立专祠，转详请奏前来。窃以黎培敬官绩本末，林肇元抧内已详言之，谕旨并嘉其在漕督任内，克称厥职，是其治漕政绩，固久在圣明洞见之中。兹既拔该绅士等，合词呼请，谨再拔是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查黎培敬于光绪六年奉旨补授漕运总督，是年十月到任。以为治漕必先治河。受事之始，即亲勘礼字河堵坝情形，念此处地形是全局关键，因年久失修，致洪湖大流全趋高室，势如建瓴。东西两堤情形岌岌，设有疏失，泰兴、泰州诸县即有漫溢之忧，而需水之蓝河转虞浅阻。黎培敬以此坝不堵则水有害而无利。亲诣河干，相度形势，南洪水深四丈、宽三十八丈，南北经四百数十丈，择要拖工，河工各员均以工具费繁为虑，黎培敬引为己任，毅然为之，竟于是年腊月合拢。臣抵任后，检阅旧牍，见其与前督臣刘坤一商论一切水利情形，切是详明，洞中肯綮，而属员禀报工程之件，尤悉心斟酌，准验攸宜。故僚众颐然推服，遵行恐后，窃叹其用心之苦而任事之诚也。……奏请奉旨于清江浦地方准建专祠。……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庆裕、江苏巡抚臣卫荣光恭抧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军机大臣。奉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23〕
这一日“邸抄”，其主要内容有三大部分：
第一，“宫门抄”。当日发生的朝廷重大事件的报道。包括值日、引见、请假、谢恩、简放臣僚等。第二，“上谕”。是皇帝的有关诏书。其一，擢升官员叶大焯、李端棻的职位。其二，诏谕按时祭祀关帝庙和地于方泽等。第三，“奏报”。地方官员的奏折。此为整个邸报的主体部分。选登了两份奏折。其一，是苏州织造立山关于丝绸入库进京的奏疏。其二，是两江总督左宗棠建议为已故漕运总督黎培敬修建贤良祠的奏疏。
那么，同一天的“邸报”，我们再看看另一份“《京报（邸报）》”的内容。
《京报（邸报）》，“光绪九年五月初一日”。（说明：似泥活版印本影印；有目录；上下竖排；版心有“京报光绪九年五月驻京提塘”字样；四周为双栏；每页一般14行；每行多为22字；标点为笔者加。）具体内容如下：
（目录）
光绪九年五月初一日
目录
谕旨
湖督涂奏请
闽督何奏请
（宫门抄）
五月初一日，吏部翰林院镶红旗值日，翰林院引见八十六名，广东高州镇总兵张得禄谢恩并请假十日。吏部呈进月官抧，内阁奏派验放之王大臣（六处三十一名），派出怡王额勒和布、邵亨豫、周家楣。（外来夹板一份）召见军机。
（上谕五月初一日）
（奉）旨叶大焯转补翰林院侍读学士、李端棻补授翰林院侍讲学士。钦此。
太常寺题：五月十三日祭关帝庙。（奉）旨遣晋祺行礼后殿，遣文兴行礼。钦此。
又题五月十八日夏至，大祀地于方泽。奉旨：遣本格恭代，四从坛遣全佑、恩庆、瑞兴、立瑞各分献。钦此。
（奏报）
湖广总督臣涂宗瀛、湖北巡抚臣彭祖贤跪奏为遵旨查明湖北宜昌府属沿江险滩添设救生红船。……奉旨：该部知道了。钦此。
何璟等片，再准吏部咨光绪九年正月十六日奉上谕：已革兵部左侍郎胡瑞澜、已革山西布政使林寿图、已革安徽布政使傅庆贻，均着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奏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湖南巡抚臣卞宝第跪奏为查明耒阳县煤窿，奸徒诱买穷民作工，入窿后，关禁凌虐，多戕生命。……奉旨：已录。
头品顶戴陕甘总督臣谭锺麟谨奏为拣员借补游击要缺，恭折仰祈圣鉴事……谨奏军机大臣。奉旨：兵部议奏。钦此。”〔24〕
这一日《京报（邸报）》也是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宫门抄”。当日朝政主要信息。第二部分是“上谕”。皇帝的几份谕旨。第三部分是“奏报”。包括四份奏折：其一，是湖广总督涂宗瀛和湖北巡抚彭祖贤联名上的一份奏折。内容是关于湖北宜昌府沿江险滩添设救生船只事宜。其二，是浙闽总督何璟的奏折。内容是关于兵部左侍郎胡瑞澜、山西布政使林寿图、安徽布政使傅庆贻，革职进京引见之事。其三，是湖南巡抚卞宝第奏折。内容是关于耒阳县煤矿虐待民工事件。其四，是陕甘总督谭锺麟奏折。内容是关于补充游击士兵事宜。
通过比对，不难发现：
第一，两份“邸报”的“宫门抄”和“上谕”部分内容，基本一致。除了没书写“上谕”二字和局部文字（括号部分）略有出入之外，基本事实，两份“邸报”是一样的。这说明：六科给事中、提塘官们十分清楚，不管发往何省的邸报，朝政要事和皇帝的谕旨部分作为非常重要的新闻，都必须刊载，不可或缺。
第二，“奏折”部分内容，则完全不同。《邸抄》主要刊载的是关于江南苏州织造和两江总督的内容；而《京报（邸报）》则主要刊登的是关于湖广、浙闽、陕甘总督事宜。通过比较发现，这两份邸报分别出自不同的报房之手。属于“一源多本”现象。当然，究竟是哪两家提塘报房所为，同时，我们也很难判断，这两份邸报是由“提塘报房”，还是“民间报房”印刷出来的。如果真的是提塘报房印刷发行的，那么肯定出自不同的提塘报房，不可能同一个提塘报房同一天内出两份不同的邸报。如果出自民间报房之手，那么也肯定是出自两家不同的民间报房。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我们分析：各省驻京提塘，往往根据相关性原则，除了皇帝谕旨和重要信息必需选登之外，只选择与本省相关的奏折的内容，进行抄印，然后发往本省。因此，才出现“宫门抄”、“谕旨”部分基本相同，而“奏折”部分大不相同的现象。
据笔者推测，根据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受众一般多关注自己身边的新闻事件，前一份“邸抄”内容是关于江南省的事件，因此，很有可能出自江南省的提塘之手，因为邸报刊登了关于苏州织造立山大运丝绸事宜和两江总督左宗棠的奏折，而后一份《京报（邸报）》则很有可能来自湖广或陕甘省的提塘。因为，奏折的内容主要是湖广、湖南、陕甘等省的事宜。当然，以上只是一种推测，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于清代驻京提塘多达16人，因此，同一日的邸报，理论上说，有可能抄写成16种版本，但是，实际上，真的会出现这么多个版本吗？我想是不会的。原因很简单，根据新闻的接近性原则，相邻省份的提塘可能会合并使用同一种版本的“邸抄”，发往本省。由于还没有足够的“邸报”实物来比勘，目前还不好下结论。总之，不管有多少种版本，清代邸报的“一源多版”现象是确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