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消除涉华不利言论同盟国媒体的直接交涉

太平战争爆发前，日本借助其侨民力量，积极向国际舆论施加影响，粉饰侵华战争罪行，败坏中国国际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对自己侵略行为的接受，并排斥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物资与道义援助的空间。由于不少国外媒体对华的冷漠和无知，也由于当时美英等国外交政策普遍对日绥靖，因此常常有罔顾真相、偏袒日本的涉华言论出现在国外媒体中。对此，国际宣传处等国民党机构常常采取同有关媒体或机构直接交涉的方式，予以回击。

比如，1939年1月，陈炳章出访美国时专程访问合众社总社，直言指出对该社经常采用日方谣言，偏袒日本的色彩浓厚，要求该社转变态度，多发有利于中国的消息。2月，国际宣传处派员拜访伦敦《泰晤士报》总经理，提示该报在中日问题上采用东京、上海、重庆各方消息的比例不合理，要求该报多用中方消息，以免袒日之嫌。7月，《纽约先驱论坛报》刊载了合众社驻上海记者所写的《总论中日战争结果之办法》一文，替日军发声。国际宣传处则要求合众社驻重庆记者马丁撰写专文寄美“驳辟”。^〔41〕

对于日本媒体编造假新闻、进行欺骗宣传的伎俩，国际宣传处也着意通过与有关媒体的交涉来戳穿、反击。1939年5月26日，日本《每日新闻》盗用合众社驻重庆记者名义，假造编发有关日军空袭重庆的消息。国际宣传处要求合众社“向日方提出抗议”。^〔42〕

在接待外国传媒界人士的过程中，国民党方面也会就被接待者所属媒体的某些不当报道进行面对面沟通，提出要求，往往取得较好效果。1939年9月，合众社远东分社总经理莫里斯（J.R.Morris）到访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等同其密切交往，多方做工作，指出合众社撰发的消息屡有“不妥失检之处”，并要求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对莫里斯产生了不小的触动。^〔4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的蛊惑和欺瞒宣传在美英等国媒体那里一夜之间失去了市场，国民党方面同国外媒体进行官方交涉的主要议题便不再是消除国外媒体亲日倾向，而是随着形势转变以反驳国外媒体对国民党政权的批评为主。1943年7月，《纽约时报》著名军事评论员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在《纽约时报》和《读者文摘》分别发表文章《对中国的过高期望》（Too Much Wishful Thinking About China），称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被传教士、记者等夸大渲染了重要性。^〔44〕更严重的是，该文认为，所谓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地理名词”（Geographic Expression）；中国军队没有办法取得战争胜利，打击日本的任务最终还是要由美国人来完成。^〔45〕由于《纽约时报》、《读者文摘》在美国舆论中的重要影响力，也由于鲍德温此文恰好与国民党证明中国抗战的世界性地位、争取更大力度美援的外交策略针锋相对，所以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抨击。外交部计划，一方面，由《扫荡报》多发文章进行驳斥；另一方面，约请驻渝外国记者著文“纠正其错误”。蒋介石同意这种做法，敦促国际宣传处迅速办理，并亲自向陈布雷交代应对的宣传要点。8月3日，国际宣传处复函，表示正以间接方式商请艾金森等美国记者撰发电讯，回应鲍德温的文章。^〔46〕中国共产党及《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激烈批评鲍德温文章。由于中国反应激烈，美国国防部也出面澄清，说鲍德温文章只能代表他个人意见。^〔47〕虽然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澄清解释，但是国际宣传处却深觉尴尬，因为鲍德温的言论同当时日本的宣传如出一辙，而与中国政府自己的宣传全不相符。^〔48〕

对这些批评文字，国际宣传处等国民党机构虽然极为不满和憎恶，但是同媒体进行直接交涉却常常难收良效，不再如太平洋战争前期与媒体直接沟通反驳日本欺骗宣传那般立竿见影。国民政府采取了间接的方式试图扭转不利舆论，转求他国政府的协调和帮助。据休梅克所述^〔49〕，蒋介石在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Wallace）会谈时，曾经面请华莱士督促美国新闻界停止对中国（其实更多是对政府）的批评。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做美国高层工作之前，美国外交使团也曾主动向国民党方面解释过此事。美国大使高斯在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会面时，也主动作了两点解释，试图消除国民党方面对于美国媒体批评的不安：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自己也是不留情面的；美国媒体也激烈地批评英国和苏联。吴国桢则答道，中国并不在意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因为美国是中国的好朋友；不过，中国真正欢迎的是诚恳的批评，因为那对中国是有好处的。显然，吴国桢并不满意于高斯关于“冷处理法”的解释，还是希望美国政府方面能够对媒体施加某种更直接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