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使用模式

就新闻从业者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而言，存在不同的区分。比如通常可以区分为个人使用与职业使用（Hedman＆Djerf-Pierre，2013）。个人使用通常把微博用于个性揭露（self disclosure）、私密互动和日常表达等。就职业使用而言，twitter等社交工具具有追踪消息来源、了解新闻同行等功能。这是因为twitter是一种“感知系统”（awareness system）（Hermida，2010）。有学者研究了twitter对政治报道记者的新闻实践和新闻规范变迁的影响。研究指出，twitter对日常报道实践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对新闻规范如客观性和把关等专业理念并未产生变革（Parmelee，2013）。就个人使用而言，作为社交媒体使用者，新闻从业者也受到社交媒体规范，比如个性暴露和互动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提供个人想法以及与受众互动方面，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其他使用者并无太大区别（Lee，2015）。

另外，社会化媒体也是社会公众与新闻从业者进行互动的重要平台。研究（Xu＆Feng，2014）发现，twitter可以帮助普通网民与新闻从业者共享信息或观点，进行社会聊天和彰显个人观点和议题。夏倩芳和王艳（2012）对1119名全国新闻从业者调查发现，经常通过网络搜索或获取新闻线索的受访者达五成五以上。美通社对中国2503名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进行调查发现，超过90%的记者认为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线索有价值，曾经通过社交媒体上取新闻线索或采访对象并完成过一篇选题报道的记者比例超过六成。超过90%的记者表示已经在使用微博，其中近三成的记者表示“每天使用”。张志安等（2014）对2109名中国纸媒记者调查发现，新闻从业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大多使用社会化媒体（搜索引擎、网络数据库、论坛或博客等）来获取报道数据、查找报道背景资料、寻找新闻线索等。

与使用行为相对应的是，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媒体中内容生产和使用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大众书写和职业书写。这是因为，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是一种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混合模式（Lee，2015）。因此，根据使用目的不同，记者微博表达可以划分为私人话题和公共话题（王辰瑶，2013；杨莉明、周睿鸣，2014）。按照使用目的和付出心智劳动的差异，周葆华（2014）则将新闻从业者社交媒体使用模式区分为：“工作运用”，服务于日常工作需求；“常规表达”，服务于日常意见表达；“后台披露”，满足于其揭露事件真相、化解报道风险。这种区分立足于中国新闻业生态和新闻人职业行为特性，具有启发性和学理内涵。但调查样本来自于上海的青年新闻从业者，具有年龄和地域的局限性。三种模式的区分效度需进一步进行检验。

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受到单位类型的影响。相比较印刷媒体，广电记者更热爱使用twitter（Parmelee，2013）。另外，在我国，由于媒体体制和经营方式不同，媒体类型可以区分为党政机关媒体和市场化媒体，两者在社交媒体使用上也存在差异。夏倩芳和王艳（2012）研究发现，当遭遇毙稿时，市场化媒体的记者比机关媒体更可能把新闻稿件放到论坛和博客等社会化媒体上。同时，在1119名从业者群体中，市场化媒体对网络的依赖和评价更高，尽管在总体上并不显著。

另外，多数研究在新媒体与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遵循“媒体抑郁”（media malaise）或“时间替代”（time displacement）假设，认为新媒体接触和使用降低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和讨论，带来社会和政治疏离，不利于政治参与；另一种秉持“媒体动员”（media mobilization）论，认为新媒体有利于促进市民的政治兴趣、学习、效能感和参与。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和普及，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更为明显。这意味着，在新媒体时代和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社会化媒体使用时间与政治参与的关系需重新加以细致考量。

受上述文献启发，本研究试图研究以下问题：

研究问题2：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化媒体使用时间和依赖程度，是否对其在社交媒体中的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若存在影响，影响方向是正向抑或负向？

研究问题3：新闻从业者不同类型的社会化媒体使用行为模式，是否对其在社交媒体中的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若存在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因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