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闻必录”观念受到的批判和纠正
自从19世纪中后期，我国近代报刊开始采用“有闻必录”的报道手法以来，对其的批评和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歇，其中多为学界人士，但也不乏业界同仁。在批判之外，近代新闻学者也提出了对于“有闻必录”观念的改进，以进一步指导新闻实践。
“有闻必录”观念自出现开始，就经历了多样的批判。总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对于“有闻必录”观念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进行的批判。此种角度的批判以传教士林乐知为代表：“△第以月报（万国公报——引者）言似此绝无仅有之危机（指甲午战争——引者），自宜据事直书，用彰得失，而尤恐积疑之成误也，西报（欧美报纸——引者）徧寄耳目，自惜羽毛，其所探访而刊行者大都信以传言……当是时也，上海、广州、香港华字诸日报多执有闻必录之说，不问事之真伪或妄传大捷，或捏造游谭，便弋利之近图，留名之远念，愚民为其所惑，甚有谓夷人毫不足畏，焚毁教堂之祸因之接踵而起。”〔25〕林乐知以为，当时的华文报纸根据“有闻必录”的观念进行报道，不问事实的真伪，导致“愚民”、“为其所惑”进而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应予以抵制。
第二，从新闻界的社会责任感出发，批判“有闻必录”观念带来的不良社会风气。如徐宝璜认为我国报纸“因按‘有闻必录’之原则，本无调查所闻确否之必要也。甚有于此六字之下，未达不正当之目的起见，登载消息，攻击他人之私德，不留余地者。此为吾国新闻界幼稚之明证，亦一亟应纠正之事也”〔26〕。邵飘萍则表示，“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愚意我国报纸中时见有所谓‘有闻必录’之无责任心的表示，乃最易流于不道德之‘专制的’恶习，以革新进步自任之外交记者万万不可沿袭之以招社会之厌恶与轻视”〔27〕。当时，时报也在发刊词中表明对于“风闻”之事采取不予刊载的态度。
第三，从新闻记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原则角度批判展开批判。胡政之曾撰文指出：“一个新闻记者，不仅采取真确的新闻，还要担负道德上之责任。俗云‘有闻必录’，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话。此种新闻信条，现在已失去其一部分的信仰了。外国之新闻记者当初亦是这样，但是，近年来他们渐渐提高新闻记者在社会上之地位，增进他们的人格，及其道德上的修养，所以报纸亦因之发展很快。”〔28〕此外，邵飘萍也曾从记者业务水平和修养的角度批判“有闻必录”的做法。
第四，对“有闻必录”指导下的“面面俱到”的报道进行的批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性原则被不断加强。政党新闻理论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开始发生激烈碰撞。故而利用“有闻必录”观念进行不加选择的客观报道的新闻实践引发了较强烈的批判。前文所述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就可归为此类。
从史料来看，20世纪以后“有闻必录”的观念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同时也遭到同行甚至其他行业的批判，原因如下：
首先，“有闻必录”新闻实践对于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挑战。19世纪上半期，“有闻必录”的实践大多是以“风闻”之事充当新闻。在日常的新闻传播活动中，这类新闻无伤大雅。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新旧观念激烈碰撞，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历经数次战争。此时，读者对于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上升，那种“风闻”而来的消息再也无法满足读者需要，因而受到强烈的批判。
其次，危害社会生活。“有闻必录”所录之事可能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新闻的传播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计的。此外，“有闻必录”的做法除了可能招致新闻真实性存疑以外，报馆如果一味打着“有闻必录”的旗号，就可能引发对于他人名誉权等的侵犯。1933年，我国杂志《医药评论》第108期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就详细地指责了当时的新闻界对于医学界（医院）新闻“有闻必录”的做法导致了医患纠纷的升级以及对于医生、医学界名誉的诋毁。该文指出，“新闻记者采访新闻的责任，是不是以有闻必录为标准？假使这样，那么根本就错误了！新闻界是负着指导社会的责任的”〔29〕。
最后，“有闻必录”所“录”之事太过琐碎。凡有所“闻”必“录”虽然在实践之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受“有闻必录”观念影响，传媒可能会将报道篇幅局限于琐碎的、细致的新闻而在重大事件报道上有所缺失。1922年，一本名为《吴江》的杂志在第16期就刊载了一篇批判此种问题的言论。该文认为，“有闻必录。乃报纸之成例”。但是，“社会琐碎，不胜指摘”，“此新闻记者所应知者也”〔30〕。以此提醒新闻记者，虽然“有闻必录”在当时已经成为报纸的天职和惯例，但是记者不能凡“闻”必“录”，这样的新闻报刊是毫无新闻传播效果而言的。
除批判之外，学界也意识到“有闻必录”观念带来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笔者发现，徐宝璜在其论文《新闻事业之将来》中提出了“有闻必查”的观点：
三曰新闻之事实化。此新闻纸之重要条件，自应翔实，似不待言。但近顷之新闻纸，往往所载仅为一消息为非事实，而以‘有闻必录’四字为遁词，良足以淆乱。在有新知识与道德之记者渠必不出此，渠所信者乃为‘有闻必查’，查其属实，然后录之。去取之间，非鲁莽可以将事也（固亦有在言论不自由国家而用‘有闻必录’四字以避政府干涉者。此系例外，不在论列）。〔31〕
徐宝璜在否定“有闻必录”的同时，认为报馆在操作时，应将“有闻必录”改为“有闻必查”，由“录”变为“查”，体现了报纸既尊重新闻来源，又保障新闻真实性的全面考虑。1935年，赵坤良在《新闻究竟是什么？》一文中也谈到纠正“有闻必录”：
中国新闻记者的口头禅“有闻必录”，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至于少数记者更以此四字为护身符，捏造事实，肆意攻讦，以达到其不正当的目的，更属丧心病狂了。我们再从“有闻必录”四个字分析研究：“闻”是一件事，“录”又是另外一件事，所闻未必可“录”，更谈不到“必录”，“闻”是“闻”，“录”是“录”，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呢？因为一件事，一个消息，是否正确，尚待调查，不是一听到就可“录”的；如果要“录”，倒要确确实实，一点不能马虎。……总之，报纸所载的新闻，应绝对正确，校对部除了校对错字外，更应校对新闻是否正确。美国纽约世界报所以能日销三十多万份，就是因为能特别注意新闻的正确。就是美国其他各报馆，在编辑室内都挂着“先探听是否正确，然后进行”的箴言。况且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史料，一份一份的报纸，也就是将来的整部历史。如果现在的新闻不正确，将来的历史必随之错误，我们不是成了文化的罪人吗？因此我们应当把“有闻必录”四个字改做“有闻必确”才对啊！〔32〕
赵坤良所表达的“有闻必确”的观点和徐宝璜等的观点类似，实质都是呼吁报界在“有闻必录”的同时，应进行认真调查，确保所登载的消息是真实可靠的，不能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