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参与非洲教育一体化的路径构成及其合法性来源
(一)路径构成
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最重要的多边机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全球教育治理的主体“不断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八国集团等都开始涉足”,“尝试采取了大量的教育多边主义措施”。[63]另有国别的国际开发机构,如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挪威、日本、中国等国的国际开发署、文化协会或协力机构等。
这些机构功能相似,对非洲教育一体化的参与是其全球教育治理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域外国际机构和组织,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发展援助机构,或多或少都有非洲教育援助项目。这些项目的初衷都含有引领和促进非洲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层面的意义。
(二)合法性来源
一方面,域外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别发展援助机构所推出的非洲教育援助或合作政策与规划(往往反映在各种教育项目中),在政治上对非洲各国政府并没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凭借与非洲国家的具体教育计划、项目的“一事一议”性的协议或合同,获得参与非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合法性,或者寻求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一些宣言、倡议上签字,做出庄严承诺,来获得参与非洲国家和地区教育治理的合法性。无论签字各方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愿,正式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本身是合法性的体现。当然,与其他组织相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的机构,其主持制定的协议、宣言、计划等,按教科文组织章程的条款,对成员国的合法性和约束力更强,有些具有当然的合法性。
非洲外部的双边援助机构或全球性组织的多边援助机构,之所以能通过与非洲国家的教育协议或合同参与非洲教育一体化,是因为它们的资金和教育专业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也就是说,这些组织参与非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合法性,实际上来源于这些组织的资金供给和专业权威。
这些组织在非洲教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往往成为引领者、推动者、合作者、监督者,乃至实践者。这些机构以教育(规划、实施、评估)技术援助的形式,成为非洲教育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引领者、合作者;同时借助教育援助项目,成为非洲教育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监督者和实践者。
非洲的域外组织之所以能对非洲教育一体化发展战略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还因为非洲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教育在资金和技术上的严重双重依附。非洲本土学者特夫拉·丹条教授曾略带愤懑地说:“外部势力仍然是影响非洲国际化的最大力量或最大力量之一。其手段是他们的财政和技术影响力、他们对特定政策的支持以及他们对话语的创造和操纵。”作为全球最薄弱的高教系统,非洲高教系统严重依赖他人确立的话语、范式和标准,使它容易受到全球的“奇谈怪论和一时癖好”的冲击。[64]抛开其中情绪,无论这种“话语创造和操纵”的结果如何,无论这种“奇谈怪论和一时癖好”的初衷如何,这段话指出了一个事实,非洲域外势力对非洲教育战略、政策的影响都是无处不在的。
非洲往往是这些组织的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对象地区。
用更具批判性的话语来说,非洲域外组织参与非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合法性来源,一是极易权力化的“资本”,二是“与权力共谋的知识”,或者是布迪厄所说的“声望”权力。资本的人格化就是资本阶层,而资本阶层的倾向之一,是“努力进入政治权力的外围或中心,积极参与公共决策,驱使政治权力按资本意图运作”[65]。而布迪厄认为,在知识场域中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资本及其权力形式:一种是“制度的或制度化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与创造、传播、管理知识的机构或政府部门及其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是通过政治(策略)来实现的。另外一种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独立于制度之外的个人‘声望’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是同行认可,是通过对知识进步的贡献而积累起来的。这两种权力在知识场域中的相互竞争构成了政治权力的知识干涉。[66]
浙江师范大学楼世洲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际社会对非教育援助”、浙江师范大学孙志远博士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英、日、印四国对非洲教育援助模式的比较研究”,将在近期完成,都会具体涉及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别发展援助机构在非洲的教育援助项目的目的、举措和作用,也会反映出这些项目在非洲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这里仅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简要探讨国际发展援助组织参与非洲教育一体化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有关机制。至于他们在这方面的具体项目,将放到后续有关各章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