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问题

中国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问题[1]

敝人久不作讲演，因自民国十二年以后即努力于平民教育工作，近五六年来，在定县研究实验农民教育与县政改革，既无宣传之必要，故亦不作公开讲演。惟来此听讲者多数为研究教育之同学，定县之工作又偏重于教育，阳初为责任心所驱使，实不能不来向诸君说话。今日所讲者多为阳初10余年来之心得，诸君既多为研究教育者，或亦可供诸君之参考。

所谓教育，并非指一般的及普通的教育，普通教育并不难，欲其切合实际方为难事。最切合于实际之教育为农民教育。一般人以为教育之目的，乃在产生伟大光明灿烂之中国。吾人之希望又何尝不是如此，惟此种希望，实太迂远，今日中国，危亡已迫于眉睫，今日所应施之教育为最低限度最基本必不可少者之救亡图存之教育。中国此时可为一非常之时代，而各处所实施之教育，似为一种普通之教育，“一切正常”，国家岂能维持！如现在乡间一般儿童所读之课本，仍与10年前大同小异，即可证明。须知吾人今日之惟一目标，为救亡图存，我辈虽无希望，然为我辈之子孙着想，岂能仍令其与吾辈受同样之处境。

余以为当此非常时代，必须有一种计划教育，教育之内容与方式以及一切的一切，均须有计划，按敝人10年来于困苦艰难中所得之经验，欲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最急需最迫切者有三：

第一，培养知识力，最低限度须培养其知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能够自觉自强。吾人站在教育者的地位，一切一切都在启发他们。

第二，培养科学的生产力，更换那些老农、老圃的旧习惯旧技术，使其了然于人力可以胜天，一切自己均可创造，即养成其自给自养之能力。

第三，培养组织能力，养成纪律生活，方能自卫自保。

集中以上三种能力，始足以言救亡。同时实施此种教育，尤须注意目标、计划与策略三方面。如农村中有成人、青年与儿童，对于成人，因彼等在乡间极有力量，欲其为我等之助力，对之须用开导方法。对于儿童因其为国家之基础，故须用培养方式。至吾人所视为最重要者为青年，为十八九岁至二十五六岁之青年。因彼等年富力强，可以继往开来。姑就定县而论，全县40万人中，就有8万青年农民，以全国4万万人计算，中国农民青年至少有8000万，除去1000万已受教育者外，尚余7000万人。欲救亡图存，必须抓住此7000万青年。将他们组织训练起来，给他们以文字智识与其他公民训练，及保健卫生的智识与训练。养成此数千万充实与健全之青年以后，有什么计划有什么目标必能成功，讲到总动员，才真正有员可动。

中国自鸦片之战以后，经过甲午之战，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经过一次刺激，一般有志之士即想出一个救亡的方法。忽而学东洋，忽而学西洋，今日忙这样，明日忙那样，但都没有把根本认清，所以仍然是束手无策。今后我们必须拿定主意，下大决心，钻进农村深入民间，造就这8000万的农民青年，叫他们来担负这民族再造的使命。我等在定县所研究实验者，并非为定县。定县乃系一个实验室，我们要研究出一套内容与结果，故必须切合以下四条件者：一、是否经济；二、是否简易；三、是否切合实际；四、是否有基础。能合此四条件，方易普遍推行，方能对于广大之民众有益。

总之，定县之工作，系为研究实验，重质而不重量，一切系由下而上。10余年来，集中各方人才，根据民情，应用科学，所获得之结果，均系如此。至于农村建设，即欲以政治的立场加以推动，一方面是政治组织问题，一方面是行政人才问题。所谓县政改革乃为建设而改革，乃欲将以前专司收税审问官司之衙门，变为实施救亡教育建设各种基本工作之机关，服务人民，建设地方，以求政治之根本改革，此乃系由上而下，若与上面所说者相辅而行，我们一定有光明灿烂之前程。

总之，当此山穷水尽之时，只有农村有光明的希望，深望一般青年发挥宏愿，施展宏才，好静者做研究工作，好动者做推广工作。深信学术可以解决问题，有伟大之精神，必能成伟大之事业。前途荆棘虽多，然只要大家能够任劳任怨，下大决心，为农民，为中国，甘愿受罪，不但青年自己有了出路，即整个中国亦有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