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搞得怎样？”我说，“这是一个很新的题目，它起源于西方，你是否按美国的模式在中国实施呢？”

“不，像教育一样，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办。在美国，每800人中就有1个医生，而在中国，平均每7万人才有1个接受过现代训练的医生！即使我们的目标是每2000人有一个医生的话，我们也需要225000名医生。照现有的效率来训练，要用450年才能达到要求！为此，我们必须找出在目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我们用两个相当简单但却十分重要的标准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其一是人民是否能做到，其二是人民是否能负担得起？今天，我们必须从农民现状开始。在中国西部，我们管穷人叫喝稀饭的人，而把富人叫吃米饭的人。在美国享受公共卫生的是吃米饭的人，而我们要在中国做到起码让喝稀饭的人也讲公共卫生。”

“即使喝稀饭也能维持生命。”我插话说，这时我想起了那些不幸的儿童和强壮的青年男女由于生病而早逝的悲剧，而在美国，我们认为这种病不是致命的。

“我们发现，在定县几乎有30%的人从出生到死也没机会看过病，在该县的472个村子中，有220个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其余252个村子虽有‘医生’，但都自己开方，自己卖药，而且往往也是文盲。

“人们完全缺乏有关传染病或传染病需隔离的常识。在生小孩时，接生者常把泥土抹在脐带上止血，饮用水源只离毫无隔离设备的厕所几英尺远，患白喉和腥红热的儿童和健康儿童睡在同一张床上……每年破伤风和天花都要夺去许多人的生命。

“贫穷和无知是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显然，在企图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时，如不同时提高其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那就肯定要失败。

“美国这里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中国应该避免的。你们先发展医疗事业，后搞公共卫生，结果，两者明显脱节，彼此总发生摩擦，这在人力和财力上都是浪费。我相信，我们会把这两者统一到一个系统里，学医的学生必须同时进行医疗和预防两方面的训练，并对二者同时负责，这样既省人力又省物力。我不便过分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只有你在这两方面都做到经济实惠时，公共卫生才能在人民中普及。

“很明显，在今后若干年内，我国不可能做到平均每个村子有一名合格的医生或护士，如我们之所见，要解决问题就得让农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唤起其责任感，对他们进行职前的必要训练，我们用村里的外行人做公共卫生系统的基础。”

“我想，对此医生不反对，也没有人中伤吧。”

晏阳初脸上露出微笑，“没人反对，”他同意我的看法，“甚至还觉得体面。”

“村中的保健员是同学会会员，是从同学会中选派出来的，他在区保健所里接受短期集训，训练做如下5件事：（1）记录村里的出生和死亡情况；（2）种牛痘预防天花，打霍乱预防针；（3）用保健箱对病人进行简单治疗，箱内有16种常用而且安全的药物，包括膏药、治沙眼药、消毒药和一些消毒绷带；（4）利用由卫生保健部门提供的实物和图表进行卫生宣传；（5）在村中保持一口卫生水井。看到一名保健员能在村中做这么多好事真叫人吃惊，因为过去这些村庄是从未有过医疗卫生设备的。”

“你们给保健员工资吗？”我问道。

“没有，完全是自愿的。他要种田，但在一天某个特定时间里开诊，有急症的病人也可以到地里或家里找他。他是由同学中选举出来的，对他来说，当保健员是一种荣誉。自然，他也可能是社区内其他人的侄子或堂兄或别的亲戚，他为自己的义务服务而感到无比自豪。逢年过节，他会得到一些补偿和祝辞，人们请村里的教师在红纸上写几个字给他送去，以示感谢，还燃放鞭炮，给他献上一二斤猪肉。这样做可能还花不了一元钱，但对保健员来说，其意义却是异乎寻常的。实际上，保健员的地位是令人羡慕的，当上保健员几乎就像过去考上秀才那样荣耀。

“由于保健员的医术和经验有限，所以区保健所配备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住在中心村里。保健所负责对50个村子的保健员进行培训和检查监督，宣传卫生知识并接受保健员送来的病人。

“还有一个全县的保健院，内设一个保健中心，包括医院、化验室、办公室和若干教室，负责训练区保健所工作人员和对医生的进一步培训。中心的其他工作还有：农村健康问题的研究，疫病控制，接生员培训，节制生育等。

“我们发现，解决全县40万人口的医疗和卫生保健总费用为每年36000元，平均每人不到大洋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