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初发第一炮

香港大学，是香港的第一大学。“第一”有二义，即最早和最高。当时及以后，港人很重视这学校。能入其门者，好似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所以，巴奈特校长认定我这来自僻地的穷小子接受文明不过数月，是登不了龙门的。

香港的教育甚为发达。港大成立之前，早有很多书院，如孙中山先生所读的西医书院，史文轩的一位哥哥Arthur Stewart所长的圣保罗书院。1911年，港大宣布成立，次年始开学。西医书院并入港大，成为医科，又另设文科和工科。校址在香港青草山，背山临水，风景极美，地为英皇所赠。建校经费，来自中英官绅及各国大商行。首任校长是港督卢押爵士（Sir F.Lugard），副校长是爱理鹗爵士（Sir Charles Eliof），后者实掌校务。

我参加了港大的招生考后，也不知道考得好不好。不久，港大的一位院长，索特（Sult）遣人叫我去见他。见了面，他说：“晏先生，你考得相当好。”

我回答：“是吗？”有点不敢相信。

“恭喜你，你考第一。新生状元，可得英皇爱德华第七奖学金，共1600元。”

这，我做梦也没想到。对我来说。1600元是个了不起的数目，我呆了。

他继续说：“这奖学金有一项条款，得奖人必须是英国属民。你愿做英国属民吗？”

一场白欢喜！我陡然间义愤填膺。大学，顾名思义，应当是公正开明，传授世界知识，培养高尚人才。号称第一学府的港大，竟如此偏执狭隘，以国籍为奖学金的条件。所谓条件，不等于是排华吗？我晏某人再穷，也不为这1 600元卑躬屈膝。我头一昂，提高了嗓门：“这代价，要一个中国人来付，太高了。”转身就走出了索特的办公室。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遍了港大。在港大的中国籍学生，大概有10来位，都替我抱不平，罢课抗议这不公平待遇。副校长爱理鹗爵士，找我谈话，深表同情。不但同情，还亲自跑到北京去见袁世凯，请袁捐一份专为中国籍学生所设的奖学金。袁应其求，在港大设一份袁世凯奖学金。但公函往返，银钱转换，费了许多时月。我没有身受这袁氏奖学金，也幸未受其“惠”。袁氏当年，赫赫一世，大家都希望他做中华民国的华盛顿，谁知道他想当皇帝呢？

这位爱理鹗爵士，确是一位人物。博学多才，精通许多语言。能看中文，说普通话。他的专长是梵文和巴利文。他是一位卓著的东方学家，所著《印度教与佛教》、《日本的佛教》等书，为世所重。离港大后，任英国驻日本大使。

生活在一个殖民地上，眼见亲历种种歧视，我心中悲愤已久。奖学金事件，不过是积郁突然爆发的导火线吧！港大学生为我所作的抗议，想也有这心理的原因。这是事后冷静的分析，当时气在头上，未必自知其所以然。

我自母亲学会了自制。虽然也有迸发的时候，很少完全意气用事，不顾后果。史文轩兄千里迢迢送我来港，为的是希望我读港大。好不容易考取了，岂能前功尽弃！而且，我没有退路，学未有成，何颜回乡见母亲和文轩。爱理鹗副校长又殷殷慰勉，表示器重。虽没有奖学金，读港大的学膳费用，文轩早已为我筹划了。因此，1913年秋季，我就成为港大文科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