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再教育

我有一席话要讲，我说：“在听你侃侃而谈之时，我一直在想，不是想定县，而是想把定县的计划推行到全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你在你的协作计划中所要求的就是一种被教育成为具有协作精神的人。倘若你在定县要花1/4的时间搞协调人际关系的工作，那么，谁又准备花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做这种工作呢？除自己以外，你还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人才，你找到了一位大学校长，你找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你还找到了某某……为了示范中心，你必须让他们在一起工作，就像你可能做的那样。但是，当经过你训练的人出去做领导工作的时候，当这个计划反馈回大学的时候，大学就开始为实施这一计划而培养人才，而协同工作就成为该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必须使大学教授和科学家们按照合作计划来考虑问题，而且能互相协作。”

“你说得对，”晏阳初说，“但还必须向他们灌输服务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还必须会‘走下去’。我的同事姚石庵教授就是一个例子。他曾在美国密执安和威斯康星（Michigan and Wisconsin）学习，回国后在北京某大学当教务主任。我对他说：‘到定县来，看看能帮助农民办点什么事好吗？’他辞了教职就来了，他对我们在农业上所采取的措施很感兴趣。我说：‘我想委托你搞个试点，去组织一个合作社，把这些刚识字的社员吸收进去，再从五六十名优秀的社员中选出职员。你必须要求他们学会诸如记账等工作。我拜托你编制一个会计系统，让校友们和合作社的职员能用得上，这样，他们就能像会计那样记账，而用不着依赖受过高等训练的人了。’

“他说：‘我试试吧！’他挨村跑，亲自到所有的农民流通机构去指导工作，还亲自安排合作贷款。信用合作社是很简单的，但当你来到供销合作社和合作银行一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仔细观察了这些机构。一般来说，一个典型的合作社中只有一两个人识字和会记账，由于受金钱的引诱，这少数人是会欺骗和剥削其他人的。

“现在定县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因为大多数合作社的工作人员都是平校毕业生，彼此都是校友，人人都热切希望能得到同伴的信任，相互之间都有感情，而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当初的教育。三年后，我们这位朋友已能够编制一种能适应各种合作社需要的会计系统。他是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又是大学教务主任，他懂得高等数学和经济学，但他必须走下去，做一些实际的和纯朴农民能用的事情。农民是否能够运用，这是对一项工作的最终检验标准。”

可以看得出来，晏已把这件事谈完了。他沉思了一会，站起来，来回踱步：“有人告诉我，上周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会上，人们在谈论亚洲在战后的恢复工作。有人反对说，发展教育太费时间了，不如搞别的。另一个人发言了——他是一位知名教授，还到过定县。他告诉人们，我们在定县是如何改良猪和鸡，如何引进奶羊，因为牛又大又重，以致中国的普通人家都养不了，他还谈到棉花和谷物的改良，还有各种合作社。农民可在信用社借到低息的贷款，可向供销社出售自己的产品，而且价格也合理。

他继续说：“在定县，教育为建设服务，在建设中又不断进行教育，发展教育太费时间一说对那儿不适用。你知道，1930年前后，定县每户农民的年平均收入均为240块大洋，而在改良之后，他们收入增加了1倍，投资却不多，主要用于改良禽畜、种子、生产方法和组织合作社上。此外，卫生保健搞得好，殡葬花费就少——中国人办殡仪的花销是很大的。还有，他们也不早婚，办婚事也注意少花钱。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定县成立了一个县政府，其特点是开销较少，对人民的好处较多，也不收那么高的赋税。上述效益难以用钱数来表示，但农民的物质生活毕竟丰富了，农村兴旺了。若把每户每年增加的收入乘以全国的3千5百万农户，那就等于给我国增加30多亿美元的收入。

“20年后，我们能使这个方案生效，10年内能消灭文盲，并使农民的收入加倍。在人民接受文化、生计、卫生和自治这四大教育之后，就能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中国打下牢固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所谋求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创造新的公民，因为那是我们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