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古巴

“请您谈谈访问古巴的情况。”我说。

他面带微笑，却有点伤感。“我看她很像我们中国。哈瓦那是美丽的，那里清洁优雅，现代化程度高，有良好的公共医疗卫生设施。然而，一旦步入农村，你就会发现很多本来可以防止的疾病却四处蔓延。农村人民是贫苦的，古巴应该发展一种人民负担得起，简单到人民能学会并自己掌握的医疗卫生系统。现在，这一问题已引起那里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权威人士的争论。我讲的只是医疗卫生方面的例子，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古巴的教育、农业、经济和政治。”

我看得出来，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而订的四个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我在古巴看到的情形和在中国看到的一样，在别的国家也如此。”他继续说下去，“人们把学到的知识据为己有，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他们认为这是个人之所得，不应人人都来分享。”

有人打开了收音机，一条有关战争的新闻透过半开的房门传了进来，炸弹投向德国的城镇和正在向前推进的日军。听了一会儿，我站起来关上了门。

“现在应该在世界各地开始实施教育与生活改造计划了。”晏说，“当战争还在进行，当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尚未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想得比平常要多些。我担心的是战争一旦结束，一切又恢复平静后，人们又一如既往地用同样的思想和方法处理事情，也就是只顾自己个人和自己的国家。而再过20年，我们又将重犯同样的违反人类利益的错误。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要确实认识到人民的国际性。应以全世界为一个单位，否则，任何其他计划都是不足取的。只教育一国人民意义很小，除非各国人民都为过更美的生活而受教育。只有在其他国家也取得成功时，中国的教育与生活改造计划才能取得成功；只有世界性的互助与协作，全世界3/4的人才能提高到相当的水平。我坚信，战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重要运动若不与各国同样的运动联系起来以促成各国人民共同前进，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和实际效果。

“我去古巴的真正目的是检验我的这种设想。到古巴后，我应邀讲述关于中国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即目不识丁、贫穷落后、疾病和政权的腐败。我们又是怎样通过人民教育、人民生计、卫生健康和人民政府的共同协作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后来，我的古巴朋友对我说：‘晏先生，您不是在谈中国的问题，而是在谈古巴的问题，我们这里也有文盲、贫困、疾病和腐败的政权。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我们这里的情况和你们中国的很相像。我们的知识分子也书生气十足，他们住在象牙塔里。你在这里看到了哈瓦那美丽的市容，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你看到的却是成千上万贫穷而又愚昧无知的人。我们需要你们那些来源于人民的东西。我们要停止高谈阔论，相反地，要做些实事，要开始做像在中国定县的那种实验，要在古巴搞一个定县。’

“看到古巴7位最杰出的公民组织成立了古巴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委员会，这对我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是知名教授，一位是杰出的出版家，一位是商业界领袖，还有一位是前公共卫生部长。我随同他们到乡间去调查，目的是找一个典型的社区作实验。最后，他们选定了一个地方作为第一个实验中心，这个地方在皮纳迪尔里奥省的瓜纳哈依，用西班牙语来说就是母尼西标。我还不知道目前他们的工作进展得如何。虽然政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影响这项工作，但无论如何，倘若它在古巴有其重要意义的话，那7位勇敢的人是一定能够坚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