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

我问他：“你说，是那些老军阀请你去帮助他们的吗？”

“是的，他们几乎都请过。有些军阀请我是出于相信我，而大多数则由于不愿被人忽视。邀请平民教育运动的领导人去指导教育，或为军官们建立一个训练机构，这被看做是进步的表现。这就像中国人说的：‘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我们是在做好事，那就不必过分地追问人家的动机。

“我要告诉你有关一个军阀的事。我们是老朋友了，因为我曾帮他教过军队。有一天，他派车来接我，要和我长谈。谈话要点如下：

“他说：‘阳初，我的老朋友，这些年来你为平教运动四处奔波，太辛苦了！但，你若要把一生献给平教运动那将是错误的。再说，你也很难筹足经费，而且这工作也叫你疲于奔命，总是超负荷地工作。我是平教运动的忠实信徒，我愿尽一切能力支持你。但是，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下去，像你这样有才干的人应从政，把平教运动留给你的同事。我知道，你的同事也都是有才干的人，他们完全能把运动进行下去。’

“我的意见是：为使你能从年复一年地募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我愿捐献800万元，作为平教会的基金，让你的同事来分担你的责任，这样，你就能自由地到政界来了，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实现运动的目的。倘若你同意从政，并任领导，那些最优秀的学生和进步人士无疑地将参加我们这边，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何等重要啊！’

“我们反复商谈，在密室中谈了4小时，他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还发生争论。最后我说，在重大事情上，我总要和同事们商量，让我把这些事告诉他们，然后再商量吧。

“我和平教运动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从晚上9点开到第二天早晨4点，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我们考虑的并非是否接受这800万元捐款，或我是否要进入政界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才能机智地、得体地谢绝那两个提议，而且说得合情合理，不会因此而冒犯这位有权有势的将军。

“第二天我这样答复他：‘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应能直爽地谈彼此的意见，另外，我们还有共同感兴趣的事，那就是设法提高中国的地位。我认为，我们的领袖过去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他们很少注意或根本不注意国家的基础工作。我深信，只有有了一个牢固的基础，才能有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而这个基础正是平民百姓。我认为，我应该坚持从教育人民的角度来建立这一基础，而你，则应该坚持搞政治和军事，因为你有天赐之良机，可以自上而下地为中国而工作，我则要从下而上地工作。我们俩都还年轻，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国家效力。在今后10年中，如果我们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在建设中国的共同目标下携手前进。那时候，我们国家不但有杰出、贤明和有经验的领袖，而且也有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即有聪明才智的民众。’这位老朋友即使没有信服，也起码被我的一席话所打动了。

“当然，我的同事和我都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知道发展人民的力量更是基础，——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的话。在提出这个建议时，中国发生了洪水、饥荒和内战，平教运动不得不为自身的存在而奋斗。但是，我的同事和我都确信：‘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为得到天下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对平教运动来说也是如此。”

他又端起了茶杯。我向他提出另一个问题：“听说你和你的同事进过监狱，这和你拒绝接受那个军阀的提议有关吗？”

“有的，”他回答说，“我的同事入狱了。1928年早春的一天，约有200名持手枪的士兵包围了我们在北京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约有12名士兵冲进办公室，厉声问道：‘你们的总干事长晏阳初在哪里？’

“当时我赶巧在天津，由陈筑山临时代理我的职务。陈在参加平教会前是一位大学校长，过去曾当过参议员，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他积极反袁，险遭暗杀。作为革命先辈，他对被捕习以为常。陈上前问道：‘你们要干什么？’他们答曰：‘找你们的总干事长。’陈说：‘现在他不在，由我代理他的职务，你们想怎样？’‘我们要抓他！’他怒不可遏地说：‘告诉你说，他不在这里，要抓，可以抓我！’后来，不仅陈筑山被捕入狱，就连当时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也无一幸免。

“从天津回来时，在火车站有人劝我不要回家，也不要到办公室去，因为那两处都被包围了。我决定到警备司令部去，因为我的同事被关押在那里。我要求警备司令说明拘捕他们的原因，他无言可对，只说是奉上级命令行事。我要求他逮捕我，释放我的同事，他不应允。整整交涉了两天，还打了电报，最后，上面终于下了命令，同事们获释了。

“当我到牢房找同事时，牢门打开了，我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陈筑山，他背向着我，正和两个狱警谈话。我喊他的名字，他毫无反应，连进来人了他们都没注意到。我发现他正在给那两个不识字的狱警讲平民教育，向他们宣讲千字课。陈先生已成了他们的朋友，想教他们识字哩。当陈先生与狱警告别时，他们挥泪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