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学院生活

自法国回到美国，我想继续求学，可是阮囊羞涩，一筹莫展，幸好一位老同学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此人是桂质庭，英文名保罗（Paul），湖北人，聪明正直。我在耶鲁读书时与他结识，他读物理，比我高一年（1917年毕业，下面还要提到他以后的事）。

质庭兄对我说：“你曾在欧洲战场服务，是美国的退役军官。退役军人要升学，美国政府供给奖学金。你为什么不申请呢？”

他的指点，顿开我的茅塞。我向普林斯顿大学申请，得到一年700元的奖学金。有这可观的奖学金，什么学校都上得起，学费食宿，绰绰有余。

我选了普林斯顿（Prlnceton）大学，不但因为它的声誉卓著，校园幽美，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院别具风格，古典肃穆，充分表现了学术的庄严。大学校长是前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是一位学者，又是才望盖世的政治家，为民主的理想，领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宏识伟略、气魄风度，令我敬慕之至。他的世界眼光，与经常盘旋我脑际的平天下的观念，也有若干不谋而合之处，所以我继续攻读政治学。

普大研究院的院长，是安德鲁·韦斯特（Andrew West），是一位杰出的拉丁学者，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和威尔逊同具一个理想，那就是把普大的研究院办成一个小牛津。院中的一切，都仿效牛津，极庄严之能事，连每日晚餐都非常隆重。在风琴奏乐声中，韦斯特院长率领研究生，昂首挺直地步入餐厅。每个人都穿着学院式的长礼服。就座后，韦斯特用拉丁文说感恩祷告，继由希腊籍的侍者送上一道道的汤、菜、饮料和点心。据说，这是希腊罗马式的古典文化的一种表现。

威尔逊和韦斯特认为，研究院是学术圣地，必须与大学本部分开。研究院的课堂和宿舍，自成一个天地，林阴夹道，湖光环绕，真是世外桃源。每个研究生有一套房，共3间：起坐室、书房、卧房。这是我生平住过的最舒服的地方。

那时，普大研究院只有男生，美籍的居绝大多数，外国学生很少。政治研究所，只有五六个研究生，我是惟一的中国人。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得到硕士学位，奖学金也可续请。悠游林下的生活，并未使我“乐不思蜀”；相反的，美国的富裕和民主，更使我深惭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我怀疑，在学校里所学的，有多少可实用于中国的改革。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和安乐社会，非一举可成，而当从基层做起，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从下而上的革命需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同感，虽然各党派，各团体，各个人，仍在探索理论的基础和行动的方案。那是一个惶惑动荡的时代，旧的制度和观念在解体，有志之士纷纷想在新时代中一显身手。胡适和陈独秀等，当时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运动，实已为消除文盲工作跃进一大步。我觉得，还当努力改进教育工具，把在法国编行的华工识字课本，重加修订，适用于一般平民。同时，应当广招博延志愿的教员，在各处举办为期4个月的识字班，希望在短期内扫除中国的文盲。我那时一心要改造中国，志向可谓凌云，现在回想，真不知哪来的勇气。要推行这样的教育和社会工作，需要一个基地，一个援助的组织。中国人家庭意识强，社会意识弱，而基督教青年会素来热心服务社会，深得我心。我曾到纽约，去访问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副总干事福勒且尔·薄克曼（Fletcher Brockman），向他提出我的构想。他说，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当乐予援助，可与该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商讨。

同时，巴中家里来信，提到母亲体弱多病，我很挂念，决定归国。1920年7月29日，我自美国西岸搭乘“俄罗斯皇后号”海轮，8月14日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