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

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1]

今天的谈话在说明我们平教会工作演进情形，以及如何达到今日的阶段。从平民教育促进会这个名词上看来，便可知道我们目标之所在。我们的对象是平民，我们工作的内容是教育，现在可以把我们这十几年来的工作情形分成几个阶段来说明：

一、文字教育的阶段——在欧战时中国有二十几万工人在欧洲，阳初所接触的有五六千工人，他们都没有受过教育，所以都没有知识。他们的工作很苦，一天到晚掘壕运械，因为没有知识，所以举止动作常常越乎轨外，伤及国体，结果痛遭欧洲军官的虐待。他们虽思家而无法写信，他们加入打仗根本不知为的是什么事。因此军队中常常发生谣言。我个人处在这环境之下，就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最初替他们写信，告诉他们战时的消息和国内的情形，后来觉得不应该尽做消极工夫，而应该积极教他们识字，使他们自己会做，便创办“汉文班”教他们识字读书，当时没有教本，于是一方面编课本，一方面教他们。最初只有40余人愿意受教育，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工人很匆忙地来问我：“先生，书教完了没有？”我怀疑地问他为什么这样着急。他说，“还没有吃饭”，我问他：“为什么不吃饭就来？”他说：“因为今天已经做了十几点钟工作，怕吃了饭再来赶不上读书。”这虽是一个很小的事实，可是使我十二分的感动！一个工人已经做了十几点钟的苦工，为了读书连饭也不吃，这时候我才了解“发愤忘食”四字的真义，试问中国学生几个如此的呢？我更证明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根本无教，只要有机会给他们，他们的成绩一定很好。

第一次毕业的35人，成绩都很好，全营都很快乐！因此以后便有几百人参加了。当时并办了一张小报，他们看报的兴趣非常热烈，读书的空气也很浓厚。因为这小小的试验成功，率领二十几万华工的总干事，非常感动，于是请我到巴黎去主持二十几万华工的教育。那时候有七八十个留学生在那里服务，他们便召集了一个会议，报告我初步工作情形，讨论办法，分工去进行，并创办了一个“中华华工周报”。

有一天我出去视察，看见有大批工人围集在一处，原来是一个工人正在讲解“华工周报”给大家听，因此使我编报的兴趣更浓厚了。

又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受过很粗浅教育的工人一封信，这封信给我极大的刺激，信中内容大意说：“晏先生大人，自从你办报以后，天下大事我都晓得了。我觉得你报价太便宜了，我怕你没有钱办，我这里有150法郎，是我三年半工作积蓄起来的，我愿意帮助你。”以一个曾受粗浅教育的人，看了报而愿意自动把他三年半血汗换来的金钱帮助我，况且我并未募捐，这是何等地使人感动啊！

我自己本来是学政治经济的，那时候“平民”两字在我脑海里还不深刻，就是当时从美国到法国去，愿望无非是领导华工，可是在他人的国家里，碰到这二十几万华工，我才认识了真正的中国。过去所遇到所接触的，都是些受过教育的人，都是知识阶级。对于一般民众我实在隔膜得很。因此虽是真正的中国人，然不认识真正的中国。在这二十几万工人当中，不容我不认识他们了。我一方面知道他们过的那牛马般的生活，一方面知道他们并不是不能学；只要启发他们，他们就能表现成绩出来。我知道苦力的“苦”，也知道苦力的“力”。他们不但能学，而且勤学，只是过去我们不曾注意他们，就是注意他们，也不过是存着卑视的心理。中国几千年来，民众教育根本没人注意，中国过去的教育完全是士大夫的教育，这整个民众伟大的力量，从来就没有人发现过，也没有运用过。中国民众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今天在座诸君都是从事民众教育工作的人，对于我的话谅表同情。

因为我在法国受了二十几万华工的感动，从民国八年（1919）就决定从事平民教育——苦工教育——因为在法国看见华工的情形，联想到国内一定也有几万万过着牛马般生活的男女，亟需教育。

法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就是那二十几万华工。少数留学生决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就是无知无识，过着牛马般生活的中国人。整个中国之所以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就是因为中国民族是和那二十几万华工同样的无知无识。

我们知道教育的范围太大，非握到最迫切最根本的问题不可。根本问题中最紧要的，便是文字教育，因为文字是求知的工具。文明野蛮的分别，即在有无文字。最低限度的求知工具，许多中国人还是没有，所以我们决定把最低限度的工具教给他们，不过教育的范围不仅是如此而已。必须先要有这基本的工具，然后才可谈及其他。我曾对一位美国的朋友谈过——中国人的思想非是愚而是停滞，现在所需要的，是开发他们的工具。文字教育是开发民众知识的基础。所以识字教育，是平民教育兴起的动因。

二、农村建设的阶段——识字教育仅是一种基本教育，其目的不在使民众识字，而在使其达到整个生活改造的目标。所以文字教育以后，便应该继之以民众生活的改造。中国民众当然以农民为先。他们大都居住在乡间，我们要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我们必须钻入民间，到农民生活中认识他们的生活。如此才能明白他们所需要的。我们到乡间去，非为农村而入农村，乃因为知道大多数民众生活的内容，才入农村。在都市中决不能知道农民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假如大多数的民众在都市，我们便毋庸到农村。他们——大多数的民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跟到哪里。所以要做第二步的工作——即农村建设——我们非到农村去不可。因此敝会才选择定县为实验区。

三、县政改革的阶段——我们以定县为实验区，最初仅站在学术及私人团体的立场去研究实验，以期改进整个的农村生活，从工作中找教育的内容。但是根据我在定县工作数年的经验，似乎感到有一种必要：就是由学术的立场去建设乡村，是由下而上的工作，是基础实验的工作，即以学术的立场去找教育的内容，建设的方案，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如欲将研究所得的推广出去，则非借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因为不利用政治，则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那里剥削农民，另一方面我们帮助农民增加生产，改良品种或组织合作增加他们的收益。可是这种收益有限，而地方政府的剥削则无穷。所以从消极方面说，如单以县为单位而帮助农民，救济农村，则非改革政治不可，从积极方面，要把我们研究实验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及农村建设的方案——推到民间去，亦非利用政治机构不可。研究与实施根本上是相异的，我们感觉学术与政治打成一片，然后实施才可以行得通。政治须学术化，学术要实验化。如单单研究，做几本研究的报告，则无须政治的力量，倘要把研究的结果，施行于民间，使成为民间生活的改造，民间生活整个的一套要素，则非借政治的力量不可。

政治诚然是很重要，中央的政治虽能影响全国，但对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似乎较少。县政则不然，县政的优劣，影响于一县人民的生活很大。我认为中国的基本政治，是地方政治：没有好的县政，产生不出好的省政，没有好的省政，亦产生不出好的中央政治。所以县政是直接影响民众的政治，是老百姓的政治。所以地方政治才是人民的政治。

改革县政的消极事项，是废除贪污苛杂；积极的事项即如何使这政治机构改变过来，使专事收税的政治机关，转为实施平教，建设农村的政治机构，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第一，即如何转变现在的政治机构，为服务民众施行农村建设方案的机关；第二，即如何利用这实施农村建设的机关与人才；第三，训练技术人员，运用县单位而从事改良生产，改良经济农业，及文化教育的事项。过去的病，是根本无好的机器，现在的改革，是为着需要而改革的。改革之后，仍须训练能运用这机器的人员——有技术的人员。有了这种组织和机构，还需要有知识有组织有教育的人民。一面有了由上而下的组织机构，一面又有了由下而上的组织机构，两者合流起来，打成一片，然后国家无论有什么计划方案，随时可以应用！学术是政治的材料，政治是学术的辅导，两者相辅而成，相依为命。政治由学术为根据，学术因政治力量而推动，这样才可以打成一片。故敝会工作最初是以推行文字教育起始，继之以研究实验农村建设的内容与方案，现在则更进而研究学术与政治的合流，希望产生一套改造民族生活的方案贡献给国家。

关于人才训练的事：敝会过去只办过些短期的无系统的训练，现在为适应各方面的需求，已开始作小规模的人才训练，即招收各大学政治、经济、教育等系的毕业生，给予一年的训练，以增加其经验。不过现在刚试办，规模很小，将来也许作大规模的训练。

以上是阳初十几年来工作的几个阶段，用极简单的话，报告大家参考而已。贵院可谓是中国第一注重民众教育的学院，对于民众教育负有重大的使命。民众教育在中国已渐成为有系统的教育，中国对民众教育数千年来未加注意，今日政府和知识分子竟由暗中的推动而表现到具体的事实。这种表现是极好的现象，希望贵院诸位先生和诸位同学认清目标，继续奋斗。

最后，我愿意提及大家注意的是：中国民众教育及农村建设，时至今日，空气如此浓厚，流潮如此高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好现象，另一方面也非常危险。当然大家热心提倡，固可以乐观，可是危险性即潜伏在其中。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不知有过多少次的大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参加过的，而其结果，都是不久即变为无声无息。农村运动之所以有今日，也是由许多知识分子牺牲了自己的精力生命开发出来的。不过到目前，却是最危险的时期，因为农村建设似乎已成为最时髦的口头禅，一般人似乎不无抱着“人云亦云，人做亦做”的心理来参加。至于怎样做法？什么人做？做些什么？——从这些方面去研究的人实在太少了。我恐怕农村建设和民众教育再过几年以后，也要变成无声无息，蹈以往诸运动的覆辙了！因此我们做农村建设和民众教育的同志们更须努力！我们须明了现在中国民族的真问题之所在，然后抱着牺牲一切的精神去求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