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的着手

中国今日之所以有问题，可以说完全由外来势力所激起。假如中国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或者还会沉沉地长睡下去。自外力闯入以后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使中国整个的国家日陷于不宁和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国人因鉴于乡村之破坏乃有起而有救济之举。更因为乡村无限制地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乃再进而有乡村积极建设的要求，于是乡村救济运动就成为积极的乡村建设运动。且更进而有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认中国问题为整个的社会结构问题，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具体情况见梁著《乡村建设理论》）。

还有，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也就牵连到具体的“人”的问题。因了文化失调的高度而崩陷社会结构于纷崩，因了池湖积水的污浊和溷乱，而益萎竭了鱼的生命。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的衰老、腐朽、钝滞、麻木和种种的退化现象，更叫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实在可以说，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该是“人”，故遇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应该想及：其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的人。所以中国4万万民众共有的各种问题，欲根本上求解决的方法，还非从4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在这种认识之下，民众教育——或者简直农民教育的工作，可以得到一种有意义的看法。因为问题既在人的身上，所以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定县的四大教育因而有其积极的建设的意义。所谓四大教育就是针对着多数民众的四大病象——愚、穷、弱、私——而设立。我们从农民教育的试验中，认识了培养他们的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必要，而这些力量，是从组织而来。要造成组织，惟有从组织的教育下手。教育是组织的基础。没有教育——没有组织教育，组织是不可能的，即使具组织的形式，那是凑合的而不是真正的、自动的、内发的组织。只有自动的组织才真能有力量。所以我们要培养力量，还得从教育起始。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共同的力量，才能应付困难问题，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树新的社会结构。

认识了这个具体的问题，在实际上求解决的方法，在邹平则有乡农学校，较明细一点就是乡学村学。这个乡学村学的办法，原则上就是教育民众以组织的能力。诚然，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有这回事情的。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这解决问题的主力。但是有了乡村人为解决问题的主力就够了吗？不够！单是乡村人解决不了乡村问题，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地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们不能了解认识。……所以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近10年来知识界“到民间去”呼声的远振，便根据着这种需要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