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下乡

“我有一位同事，名叫傅葆琛，是中国留学生，乡村教育学博士，他也来到这个泥泞的乡村——一个博士到这种村子住下来，开展工作，这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学究。我们一起到农民中间去，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

“起先我们没带家眷，住在一间破庙的角落里，后来别的人也来了。现在我给你介绍另一个人，他叫冯锐，是农学博士。他是农业专家和农村经济学家，曾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良好的农、林业训练。后来，他到罗马，在万国农业研究院搞研究。有一天，我在北京遇到他，向他谈了我们到定县去的打算，问他是否愿意同我们一道去。他说：‘让我考虑考虑。’一星期后，他来找我，他说：‘晏先生，我决定和你们一起干。我回国至今已有4年，在大学里教农业课，迄今为止，我连一个农民都不认识，我要接近我们的农民，要了解他们。’

“就这样，他辞去农学系主任的职务来到定县。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他和傅博士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教育和农业工作队。傅博士在那个有60个村的区里办起了两所示范学校。后来，那儿出现了60多个平民学校，从创办到管理都由农民自己搞。冯是农业专家，他也进行自己的专业试验。开始他只有15亩地（1亩相当于1/6英亩），他想种特大的大白菜，但第一年没种好，他很难堪，农民们都笑他。”

我俩都笑了，我仿佛在中国农村见到了这位青年博士，并听到那些中国农民善意的笑声。在宾夕法尼亚州，我曾听到过这样的笑声，那是邻近的农民笑一位联邦和州农业专家。

“第二年，他的工作有起色。”晏接着说，“第三年，他的菜种得非常好，农民们拨给他65亩地。连米先生也回来看自己村里的变化，看到眼前的情景，他非常高兴，他同其他士绅商议，决定拨出1200亩地来给我们做实验。

“我们到定县去的另一个原因是那儿有一个著名的古代考棚，是宋代建成，用于科举考试的场所。乡绅们说，如果我们到定县去，他们可以把考棚让给我们当总部。这样好的条件实在难得。当时，我收到了傅博士的好消息，冯又告诉我他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农民欢迎我们去，为表示诚意，还要给我们地——于是，我们就接受邀请了，这就等于我们得放弃城里的一切工作。

“定县又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那儿的人虽穷，但不算很穷。像中国北方许多同类县一样，这里也产棉花。另外，这个县有40万人，能代表中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是一个适合于我们研究的管理单位。

“1929年，我们在定县大约有60人，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许多教授、一些官员和两位大学校长，一位是法律大学校长，另一位是伟大的艺术家、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他们都有独创精神，都来自北京。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学者和现代科学家到人民中去恐怕还是第一次。”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纸条对我说：“这是当时北京一些主要报纸的报道：‘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在科举考场取得功名的人、国立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前国会议员、许多美国著名大学的理学博士和医学博士离开城里舒适的家庭，放弃令人羡慕的地位，来定县寻求使古老落后的民族恢复活力的途径，并建设自下而上的民主。’”

他放下报纸，继续往下说：“多少年来，多少人高喊‘回到民众中去’，但有谁去了！偶尔有一两个好心人或想改良家乡的人到乡下去尽点力，就像米先生那样满腔热情地一个人去了，想当一名慈善家。但是，当他们受到反对时——这也是自然的，便会失掉勇气，只好半途而废。学者想写平民百姓的艰辛和奋斗，诗人赞美中国农民生活纯朴，歌颂农村美丽，但却丝毫不能解脱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

“还有一位世界闻名的欧洲学者写过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他访问过中国农村：在吃够佳肴、喝足美酒之余，他嘴里叼着烟斗，坐在轿子上让四个‘苦力’抬着来看望农民。回去以后，他就像我们的学者那样，拿起笔来描写农民的悠闲和农村的宁静。也可能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县长，作了某些改良，改善了自己管区内人民的生活。但他不久就死去，或被提升离任，或遭到贬黜，于是，他那改良方案更化成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