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建国的基本问题
兄弟与贵校有多年的历史关系,在南京有一个时期,常到贵校演讲,后来因为到北方办平民教育,才少相见。今天又有机会得在四川同各位谈话,觉得非常高兴。今天要同各位研究一个本人认为非常基本的问题,凡是有思想的人,都应该研究这问题,因为它关系抗战建国的前途太大了!
这一次抗战,是我们民族绝续存亡的关头,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所未有也是从来所未听到的。牺牲的巨大,不可以也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因此,这一次战争给了我们民族一个空前未有的重大意义与价值,而我们也实在应该自觉地从其中取得宝贵的教训,与若干复兴民族的条件。否则,这一场重大惨酷的牺牲,将成为白白的虚耗的了。
究竟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复兴的条件是什么?这问题很严重,我们应该深加考虑。如果不想通它,把根本问题认识清楚,假使这一次侥幸不亡国,将来还是会亡国。这一次战争,我们到今日之所以还能有个国家,是因为:第一,我们的祖先气魄雄伟,眼光远大,留给我们很广大的土地,到今天虽然沦陷了许多省份,还有许多土地可以供我们抗战。要是祖宗的基业不大,恐怕我们早就做了阿比西尼亚。第二是因为日本强盗太笨太小气,他在占领区域,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把深仇大恨,深深地种入我们民众脑子里,使民众不得不恨他。这是强盗自见弃于民众。因为强盗的做法不高明,精神上不能把我们的民众征服,所以国家不至于一下就灭亡了。这是两个侥幸得来的条件,不要以为有了这两个条件,国家就决不会亡。这两个条件不是永远存在的,它可以不存在。因为日本鬼子不是永远的笨,祖宗留下的土地不是无穷大。敌人假使换一换手段,变烧毁为欺骗,恐怕驯服在日本强盗膝下的就不少了。从土地方面说,抗战不到两年,已经给敌人侵占了江山半壁,甚至在半壁山上。诸位想想,抗战建国,我们的凭借,究竟在哪里?
我们自民国以来,一直到现在,一切建设,实在没有注意到对外,这是很肤浅的。真正把财力精力用在对外准备上,实在很少。到了卢沟桥事变前二年,才稍稍有一点,因此就引起了日本鬼子的恐忌,急亟发动战争,把我们的建设,破坏无余。以往,对外有一点认识的人,他们总认准备武力为最紧要。那时若有人说“民众重于军队”,必然无人理会。一直到了今天,吃了几年战争的大亏,全国上下对于这一点才开始有点警觉。这是好的倾向。首先是前方将士痛切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民众若与武力不能配合,武力不能发挥充分的效能,甚至有民力不能作武力的补充,反而给敌人利用的,那当然是更痛心的事!因此大家觉悟:要抗战继续,非把民众的力量与武力配合不可。民众的力量如此能为抗战运用,那是何等伟大的力量。军队是有限的,有限的武力须得无穷的民众作后备,武力才可无穷,胜利才有保障。而且敌人愈深入,民众的力量愈重要,那时,种种作战方式都失去效用,只有游击战可以发挥极大威力。游击战是以这国民的力量为必要条件的,所以素来不注意民力培养的惟武力论者,现在也觉悟过来。现在的标语口号就与开战之初不同了,研究社会科学的,不可不注意这个改变。现在都说:“后方重于前方”,“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军队”,这几句话,不是随便说的,是打了一年多的仗所换得来的。
打了一年多的仗,证明了“政治重于军事”,军事的胜利,不仅靠兵精粮足,尤其要有老百姓的帮助。如果政治黑暗,把民众与军事分离,县长、区长、保长层层欺侮老百姓,压迫老百姓,政治使老百姓怨,政治使老百姓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军民自然永远不会合作,军队成为孤军,胜利变为失败,所以政治不良,就谈不到军事。
打了一年多的仗,证明了“后方重于前方”。后方是无穷的,前方是有限的,后方是前方的泉源。我们的决胜点,不在城市,而在广大的乡村,把后方无限的人力、物力开发出来,前方才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发挥。兄弟觉得这种新看法是抗战一年来最大的收获。通常有一句话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人如果看法错了,做法就不容易对。学校对于学生最要紧的指导,就是怎样使学生对于事理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并且有一种做法去实现他的看法。任何事情的做错,都是因为看错了,看错了才会做错。看法就是一个人的哲学。一个民族的看法,如果看错了一点,做的就会大错特错。我们对于国家民族的看法,以往都是注重上层,没有看到基础方面去。办教育,着重于高等中等教育,讲政治,着重于国政、省政,眼光都放在上层,基础问题全不注意,因此造成了今日的局面。这样一个大战,为整个民族求生存,而民众自己却多数还睡在梦里。中国与外国的重大区别,这也是一例。外国人造屋,注意在基础,奠基要行隆重的仪式,中国人做屋重在上层,上梁要行隆重的仪式,这就是中外思想不同的表现,然而抗战所得的教训,使我们进了一步,注意到了国家的基础。
打了一年多仗,证明了“民众重于军队”。大家知道,抗战需要人力、物力。人力在哪里?在乡下。物力在哪里?还是在乡下。人力是农民的血,物力是农民的汗。战争必需的飞机、大炮、战车,也还不是用农产的桐油、茶叶换来的。没有农民流着汗,种桐种茶,军队早就没有武器可用了。至于一批一批送到前线去的壮丁,这更是显而易见的,最多数量是从农村中来。所以抗战建国的基本力量,完全寄托于民众身上。民众是抗战建国的根本,我们不能忘本,忘了本就要亡国。我们平时穿的,吃的靠农民。战时前方的血,后方的汗,还是靠农民。民众实在比军队重要得多。
打了一年多仗,把看法改好了,明白了民众重于军队。然而翻过来,就想一切取自于民,既要他的血,也要他的汗,用尽方法把老百姓榨干。这无异于一个人有了一只鸡,不但要它生蛋,更要它生得多,又要生得大,却不去喂鸡。现在既要老百姓的钱,又要老百姓的命,却不见去教民养民,这何异于杀鸡求卵的自杀政策。既然我们认识了民众的重要,便应爱护老百姓,去教育,去培养,而后有民力可用。有人说这种教育功夫,现在已来不及做了。其实这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问题,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如果应该,就是来不及也应当去做!
现在谈新政治的人,说是以管教养卫四字为目标,而国内比较有成绩的几个县,事实上仍未能做到把这几个字完全实现,至多把管字做到了。把老百姓管得服服贴贴,要命就有命,要钱就有钱,并没有做到教养卫。正当的“管”,应该是为教而管,为养而管,为卫而管,却不是为管而管。如果为管而管,这个管就是压迫,就是暴政。这样下去,就是日本鬼子不来侵略,老百姓自己也要起来说话,到物极必反,不平则鸣的一天。中国民力的无限可能,大家已认识了,他们潜伏着的无限隐患,也希望有人认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因为民众不是永远笨下去,我们平时靠他吃,靠他穿,靠他住,战时又要靠他的钱,他的命,他总有觉悟的一天,那时还是载舟还是覆舟,就看我们是否认识这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处理的方法对不对。
兄弟代表一个机关,叫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各位也许知道,我们有几百个同志,努力于这问题的探讨,到现在已有15年的历史。在20年前,兄弟在法国与参加欧战的20万华工朝夕相处,得到他们的教训不少。他们帮助我认识了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国民。中国人在中国看中国,不容易看得清楚,就是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习以为常的缘故。尤其是在学校求学的学生,往来的都是知识分子,以为中国人个个都和我们自己一样,不知道在学校世界之外,有更大的世界,知识分子之外,有更多的无知无识的劳苦大众。在校是往来无白丁,出校也不见得去和苦力与农夫接近,为他们服务,给他们教育。中国民众的真面目,从未看清楚过,我如此,大多数的学者也是如此。到了法国,因为天天与20万来自本国的苦力接触,于是认识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本质。知道苦力的苦,真是苦,天天过的是牛马生活,受的是牛马待遇。苦力的力,真是有力,在欧洲中完成了多少战功,而且只受了4个月粗浅的教育,就能看报写信。自命为优秀分子的,是不出学校,惟我是尊,看不起农夫苦力,不知农夫苦力只要给他们机会,就能读能写,蕴藏的能力,马上发展起来。学校把我们包围住了,古人说坐井观天,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可以说,坐校观人,一样是看不清楚。我与20万华工,朝夕往来,看到了苦力的苦,也认识了苦力的力,从此兄弟毅然决然,立志回国办苦力教育、平民教育。因为国内还有3万万以上的人和20万华工一样苦,也一样有力,需要给他们教养。我们15年来研究实验,培养民力的学术,多少有一点成就。我们认为中国的3万万以上的农民,应当给他知识力,生产力,团结力,我们在河北定县,湖南衡山,四川新都有各方面的实验,找出了民力培养的方法与内容。这些内容与方法不是凭空的杜撰,是几百个国内国外的大学生,躬亲田舍,以民众生活为对象,做了种种实验而得。科长应该怎样做?县长应该怎样做?民众应该怎样管?怎样教?怎样养?怎样卫?从真实的生活上去实验,这就是人所共知实验好的做法,这是本会所倡始,10多年来的研究实验,失败的地方虽然有,成功的地方也不少。这种培养民力的一套学术,已推行于河北、广西、江西、四川、湖南各省,尤以最近在湖南训练地方行政干部4万多人为最大规模。本会协助湖南省政府开办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训练县长、科长、乡镇长,保甲长,半年之内,全省75县县长都换了曾受训练的人,这是与抗战建国极有关系的工作。
同时,干部学校内,设有妇女训练员班,训练了妇女工作员5万多人,分派到各县去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妇女工作在国内,这也比较算规模大一点的做法。
现在中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任何人若自己没有伟大的觉悟,改变自己的思想、生活,在这时代中尽他的责任,那是不配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抗战是一个大潮流,社会组织与文化,将来一定有巨大的进步,那是真正的革命。我们要领导,至少是参加这革命,否则就为革命怒潮所吞没。各位是国内世界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所负的责任更重。中国有2万万人的力量——妇女大众,一向为人所忽视,需要各位先进分子去唤醒、促进、培养她们的力量,同负这伟大的抗战建国工程。现在虽然有不少人认识了民众的力量,但女子的力量仍然没有被重视,觉悟仍然不够深刻,这种重大的责任,须由各位担起来,无可诿卸的。
[1]本文是作者1939年4月10日在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讲演辞,现根据作者提供的讲稿誊印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