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平教工作与抗战动员
从“七七事变”以后，平教工作在抗战期间，本来很多，在抗战开始，我们就很紧张地发动民众协助抗战，现在只提出其中的一段来谈谈：
1937年抗战开始以后，展开了空前未有的全民抗战。中央邀集全国的有志之士，组织国防最高参议会，这个会成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月，由16人组成之，其中都是中央聘请的在野的学者名流，我也是其中之一。在9月间开会时，我曾有一个建议，就是要高中以上程度的学生参加抗战工作，可惜当时蒋百里先生不同意，因他为前辈，不便争辩。但此次前所未有的抗战，大中学生未能参加，实属一大憾事，也实为抗战期中对大中学生教育与锻炼上的一大损失。如在外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要参战的。我国的知识分子不参战，虽然，是说要保护国家的可爱青年，为战后建设之用，然而外国人看了，常以为异，这总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国防最高参议会16人是将全国划分若干区域，分别负责，发动抗战动员工作。我担任的就是川湘区，那个时候川、桂等省与中央隔膜，不能合作。我为了使他们抛弃成见，竭诚相与，完成神圣的全面抗战，就和陈筑山先生分头飞南京、南宁、庐山、成都各地，往来奔走，促成团结。四川虽然向来固步自封，结果竟使刘湘赴汉口抗战，那时就是湖南省主席何健，也是同样情形，对抗战工作踌躇不前，然而都被我说服了。
在1936年时我们已经在湖南衡山办起实验县，平教会办事处设在长沙，1937年战事爆发，我们立即组织“农民抗战教育团”，招收60个大学毕业生，共分10团，到乡村去做宣传工作。后来张文伯来主湘政，认为抗战动员，民众组训，至为重要，决定发动全省民众参与抗战工作，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告以要动员民众，必先深入民间，与人民接近，以取得民心，才能生效。具体办法，就是要把全省75县县政先加以改革，非有清明的政治，绝不能得民心的。不过，整顿县政，须分两方面，一为治人，一为治法。有治法无治人，法没有用，有治人无治法，无所遵循，也难成功。所以一面要积极进行抗战教育，一面还要改进农业生产，办理合作，提倡医药卫生，培植团结抗战意志，想整个将定县办法彻底、大规模地做起来。先将县政机构改革，确定整个的建设计划，同时调整人事，各县县长及佐治人员，贪污的撤换，清明的保留。张文伯有眼光，有魄力，他完全照我们意见办了，毅然成立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请我作主任委员，当时平教会同人参加这个工作的有29位之多，都是为训练全省大批的县政人才，以解决改革县政的“治人”问题。这一工作，在县政改革本身工作上，重要的建树有以下事项：
（一）制度的改革——废区设督导员，建立督导制度。督是“作之君”，导是“作之师”，督导员是真正亲民的人员，他能切实地与人民接近，每月在乡办公20日，在政府办公只有10日。他的责任，对政府他要作人民的代表，替人民说话，使民情上达；对人民，他要替政府传达命令，说明政令的重要，使上情下达；他要起上下沟通，发掘民隐的作用，绝非以往区长的对人民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摆官架子的可比。
（二）设技术辅导制度——县除有督导员外，关于各方面建设工作，更有各项专门技术人才，任辅导员以巡回辅导，解决民众各种建设的技术问题。与定县的生计巡回训练组织办法是一样的，这种制度，最为密切，这个办法的设计，本会老同志姚石庵先生贡献最大。
上面两种制度是同时并进，相辅相成的。在当时将要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与张文伯主席、陶秘书长及全省府的人员还有地方上重要人物，谈及废区的办法时，大家还都极力地反对，曾作过极热烈的辩论，互相交换意见，才得通过了。这种制度，至今还在实行。
（三）行政干部的训练——有治法，就须要有治人，在湖南全省的行政干部训练，就是培养“治人”。当时召集全省的县长、科长、秘书等上级人员，共计5000多人，乡镇干部人员，计30000多人。先考试，然后训练，而考试除笔试外，还要举行口试，并且特别重视口试，口试的分数占50%，内容分仪表、态度、言谈、思想等，并且口试由张文伯主席和我及民政厅长亲临主持，尤以县长更为引人注意。张公正严明，不稍循情，有事实可以证明。当时有一考生，我只给他30分，张就没有取他，可是那个考生听说就是张夫人的弟弟。还有一次，考试科长，适值敌机临空，投掷炸弹，而张文伯若无事然，仍旧聚精会神，在楼下继续口试，可见其对事认真，与举措镇定的精神！
训练的重要意义——无论县长、科长、督导员，乡镇人员，都有共同的训练，这是人人都应有的认识，一个地方工作人员，如果对于地方建设工作的基本精神没有认识，则对于工作必难联锁合作。但是，对于个人职务，亦应有专长，才能胜任愉快。所以除共同的认识外，另有个别的训练；又为了实现“计划的政治”、联锁的政治、通力合作的政治起见，开始就确定了各人服务的县份，而将每个县份的县长与佐治人员，乡镇人员等编为一组。规定每星期六日晚，分组开会一次，共同讨论他们本县的县政建设的计划与方案，以准备回县后，展开他们的建设工作。如有问题，正好在训练期间，共同求得解决的方法。全省75县，就好像75个竞赛小组，大家都在那里竞争设计，预备他们建设的计划。同时这种做法，使得全体人员意见上彼此了解亲切，情感上水乳交融，做起事来自然能打成一片。绝不像以往一个县长就任时东拼西凑地找不到佐治人员，就任后，对地方工作茫然摸不着头脑，而致造成没有公事，只有人事的现象。如果一个县长终日在应付人事，哪还有余力去做实事呢？
这一件全省的训练工作，真是一大改革，当时有2/3的县长，昏庸不合格，都被撤换了，完全补进新的血液。每个新的人员受训毕业时，都赠以“廉正勇勤”四字的官箴，作为誓言。湖南至少在廉字上是作到了，原因是在当时的群眼的监视下，大家造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大多数的人是好人，少数人即或素性不好，也就不好意思做坏事，同时也不敢做坏事。再因做坏事，绝对有人监视检举。检举了，自己要吃大亏，自然地更不肯做坏事了。在这种情形下，贪污当然绝迹。
抗战期中，敌人进攻湖南，三战三北，能使湖南保持5年之久，不受敌人蹂躏，就是因为有过去民众组训的基础，军事上得到人民的合作，作它的主要力量，方收到那样结果。这可见中国人并不坏，只是无人领导，没有造成良好风气，所以不见进步。今后如有机会，我们是绝对有把握将基层政治建设起来，发生效果的。
我们有了湖南这一段工作的经验，知道工作规模越做越大，也就越感人才的缺乏。要做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就必须有大批的建设人才。到1940年以后，此种需要，大感迫切，所以我们就继以往训练委员会的工作，也可说是本会准备许久的计划，创办了乡村建设育才院。
现在中央又在向我接头，一则要我负责全国民众教育工作，一则由行政院设全国乡村建设委员会，推动全国的乡村建设工作，要我任主任委员。因为各方面的条件尚不俱备，我还未能接受允许，这件事究竟怎样，还要看将来的演变如何而定。
本院训练人才，不是盲目的，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要培植为国家真正能做事的人，只要你们有抱负，肯努力，做事的机会正多，就是要我们能担当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