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自写这本书到现在，又许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战争打打停停，留下的是局促不安的和平。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曾是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如今已取得独立，中国大陆已在共产党统治之下。
1951年秋季的一天，晏阳初同美国朋友和平教运动支持者们在纽约市某办公室聚会，讨论一个重大问题。他向我们开诚布公地提出一个问题：“各位认为我们在中国的30年经验能否有助于其他待发展国家？”
我们都深刻地感到，现在亚洲比以往更需要在训练有素的人领导下进行乡村改造。我们同意让晏作一次考察旅行，先去亚洲，看看这个在亚洲土地上发展起来的计划是否有助于其余待发展国家，并研究是否可能最后建立一个培训乡村工作领导人的国际乡村改造中心。
像这样的乡村改造中心以前就有，在日本侵略中国中期，平教会就在四川省设立了乡村建设学院，对此，我曾作过简略介绍。这个学院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在中国第一个成立，同时又是惟一的实验学院，其思想观念是革命的，它的课程设置与任何其他学院不同，它适应农民的需要；其课堂教学直接与农村实际工作相联系，这种明显不同于正统观念的教学方法起初曾受到教育部的强烈反对。后来，由于看到这种为农村训练青年的新方法确有成效，教育部才改变了看法，并承认该学院是一个完全合格的高等学校。
说到这里，最好还是停下来强调一个问题，平教运动不但为普通人发展了一个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体系，而且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一个具有伟大教育意义的规划是华北农村改造协进会的组织成立，其具体目的是使高等教育获得新生，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而众所周知，在中国，农民的人口在数量上是居明显优势的。参加协进会的大学有燕京大学（社会学）、清华大学（卫生工程学）、南开大学（政治科学）、金陵大学（农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该协进会通过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医务学校，该校对医疗专业和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培训给予同等重视。其他如教育和自治等学校亦准备相继成立，但由于日军大规模的进犯，只好作罢。
平教运动不仅对中国的机构有影响，许多外国组织也由于它的计划和技术而受益。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成立时，便邀请平教运动有关人士协助制定基础教育计划，瞿世英博士作为平教运动代表，参加了1945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并对会议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1947年，晏被邀请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管的基础教育计划。当时的总主管处长朱利安·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在电报上说：“……希望你能体会到这任务能使你在中国从事的伟大工作得以向世界范围推广。”虽然由于当时晏在国内重任在身，没有应邀前往，然而，却不时以顾问的名义不断协助教科文组织开展工作。
平教运动也在促成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的建立中起了积极作用，该会被当作美国合作外援组织之楷模。然而，对于晏阳初点燃这个中美联合农村改造的火花一事却很少有人知晓。在国会的记录中，它被称为“晏阳初条款”。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晏阳初希望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基层计划（rice-root program）能在全中国推广。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在20多年的内战和8年抗日战争中，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人民疲惫不堪，而上述计划正是人民梦寐以求的迫切需要。然而，和平建设尚未开始，由于内战爆发，形势十分严峻，晏的愿望未能实现。1947年，晏来到美国，通过朋友的帮助寻求美援，借以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最迫切的需要。他对美国政界和非政界的许多人士谈过他的计划。
上述人士有G.C.马歇尔将军，他是美国国务卿，当时刚从中国回来。根据他的提议，晏起草并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要点是经济和社会战线与军事战线同等重要，对维持生命来说，稻米比战场更需要。倘若不首先考虑解决受贫穷威胁的人民大众的问题，我们就肯定会失去“民心”。随后便是一个用以改善农民状况和加强经济与社会战线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具体计划。
晏还会见了杜鲁门总统。总统说他对帮助中国政府一事感兴趣，对帮助中国人民更感兴趣。这正是晏之计划中提议要做的事。晏对总统解释道，虽然他的计划与千万人的福利有关，尤其与农民有关，但却只需花很少的钱，而且那样不是一项救济计划，而是为了生产、改造和民主权利而充分发挥人民的潜力。然后，他建议成立一个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中美双方人员组织起来执行这一计划。总统深为晏的计划所感动，对计划给予全力支持。
一些著名的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等都撰写社论赞扬晏的计划。结果，国会在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时，由拨给的2.75亿美元中抽出10%作为农村改造专用款，还组成了一个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即（JCRR），以执行这一计划，委员中的3位中国人和2位美国人分别由本国总统任命，晏阳初也是委员之一。
在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前，这个联合委员会只工作了16个月，花费了2750万美元中的400万美元，然而，它牵涉的农业、水利、合作社组织、公共卫生、文化和土地改良等计划，使大约6000万中国农民受益。据说，这是美国援华计划中最成功的一例。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ECA）首任主任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在其论文中称这种教育的意义是“历史上最勇敢的复原”（“The Most Courageous Comeback in History”自LIFE February 5，1951）他写道：“在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计划付诸实施的那些省份——四川、广西、福建——共产主义的渗透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如果这种抉择比共产主义战略早启动几年的话，在中国出现的该是多么截然不同的历史啊！
类似的议论也见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0.Douglas）所著的《North from Malaya》一书中，“倘若这个计划能提前10年，或即便提前5年启动，它就足以形成一股取代共产主义的抵御革命的力量。”
虽然联合委员会未能在中国大陆继续执行其计划，但是，他在如此短暂时间内能完成的事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能办到。
我们这些平教运动的朋友坚信，中国30年之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经验，对面临类似基本问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巨大意义。另外，许多亚洲领导人注意到中国平民教育计划的实用价值和效力，看出这是对人民需要的答复。这个计划源于亚洲，由亚洲人发展起来，为亚洲人的利益服务，能实际地解决亚洲农民的基本需要。与晏阳初多次会晤后，我们决定于1951年组织国际平民教育运动（IMEM），以便使人民能得到这个计划。
1952年2月，晏阳初代表国际平民教育运动访问亚洲一些主要国家，搜集有关其他机构、政府部门和私人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农民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准备调查是否有哪个国家在开展乡村改造计划时欢迎国际平民教育运动组织的合作。
在旅途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它说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有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晏听说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 Province）的埃塔伐（Etawa）正在推行一个很好的农村发展计划，他去看了，这正是印度五年计划的社区发展计划的典范。当工作人员得知来访者是晏阳初时，他们急不可待地会见他，和他商谈计划。晏对《告语人民》能给他们如此大的帮助和启发一事深感惊奇和喜悦。全力以赴投入埃塔伐计划的一位印度青年领袖贝支·纳次·辛格（Baij Nath Singh）先生告诉晏，他把那本书奉为改造乡村的“圣经”。
晏所访问的许多国家十分愿意得到IMEM的合作，但他对菲律宾最感兴趣，原因是当地领导人对他十分热情，晏称之为“亲戚精神”。由于受中国平教运动的启发，他们组织起菲律宾乡村改造运动促进会（PRRM，简称菲乡村会），推行与中国相似的计划，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热切希望能从中国的经验中获得裨益，于是，菲乡村会得到IMEM的协作与援助，并邀请晏作他们的顾问。
菲乡村会是当地民间机构，其董事会中有代表教育、商业、工业、银行和社会福利界的杰出的领袖人物。虽然在菲律宾天主教占优势，而PRRM是没有宗教背景的组织，但在全国董事会中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却团结一致，共同帮助他们乡村中的贫苦同胞。菲乡村会的干部，从主席至乡村工作人员全都是菲律宾人。
以中国的计划为指导，菲乡村会设立了两个试验中心，一个在新怡诗夏省（Nueva Ecija），另一个在黎刹省（Rizal）。由于条件决定，它的实验和示范只局限在少数地区，但其影响却远至全国范围。现在，菲乡村会已能够自豪地向人们展示其感人肺腑的成就记录，下面是几个例证：
它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职业，并建立了一个为乡村改造训练人才的模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乡村改造可以是乡村教师或社会工作者在工余时间进行的事。但乡村改造毕竟是规模宏大的工作，它牵涉到千百万人民，需要训练有素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专职工作人员。
为证明训练这类工作人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菲乡村会决定于1953年选择迄今未使用过的这里的青年大学生。在提出这一想法时，许多朋友持怀疑态度，他们争辩说，大学毕业生需要的只是白领工作，不是去贫穷落后的乡村。即便如此，菲乡村会的人照样走出去，他们访问了一些大学，和学生们交谈，向他们提出帮助解决乡村人民面临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然后要求他们参加菲乡村会，像其他乡村改造工作人员那样，为他们所轻视的同胞服务，并从基础（即乡村）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
令人惊喜的是数以百计的学生对此作出响应，他们在乡村经历了6个月的紧张训练，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学习改造乡村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紧密地和农民结合在一起，使他们了解到多年存在的老问题和当文盲的难处，以及扫盲的不利条件。只有50%的人度过难关，证明他们是献身于这一事业的合格工作者。
在对菲乡村会训练计划的评语中，一位著名的菲律宾教育家和政府官员米格尔·加福德（Miguel Gaffud）先生在他的名为《社会发展的公办机构与民办机构》（Public and Private Agencie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一书中写道：
“菲乡村会是一种民办组织，它由于是提高农村生活的特定模式而闻名于世……菲乡村会的重要成就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它证实了社区发展计划需要对其工作人员进行特殊训练，他们务必同农民生活在一起。工作人员必须受训和与农民同生活的原则是总统社区发展助理所提出的必须贯彻的两项原则。”
已逝的菲律宾总统拉蒙·马格赛赛（Ramon Magsaysay）于1954年在新怡诗夏省的加尔文·金巴（Galvan Guimba）举行的第一批受训者毕业典礼上应邀发表讲话时，亲睹菲乡村会训练大学生做农村工作的情景。这些大学生在训练期间所做的实际工作，特别是这些青年男女的献身精神和愿在乡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决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不久，马格赛赛总统请菲乡村会负责执行他的在邦板牙省的对路易斯（San Luis，Pampamga）计划，就是让被“虎克斯”（“Huks”）从对路易斯驱赶出去的村民重返家园和重建家园的计划。
菲乡村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在村一级自治中的开拓性工作。作为一个当地运动——一个为菲律宾人民利益并由菲律宾人民自己来进行的运动，菲乡村会负责四大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即自治。
菲律宾旧法律明文规定，每个村都应设一个村议会，但是，很少有人过问这件事，少数有村议会的地方，其成员都是由县议员委派的。但是，在菲乡村会试验中心，乡村会建立起包括农业、卫生、教育、为村自治训练人才的实地自治试验四者并存的计划。同时，菲乡村会在马尼拉举办了一个村自治论坛，政府官员、地方上的专家均应邀参加。在菲乡村会实验的地区，国会议员也应邀前去乡村会实验中心视察这个自治项目，通过在乡村的实验和在论坛上的讨论，人们对村自治的兴趣油然而生。
1955年夏季，在菲乡村会董事会一位成员即已故的参议员托马斯·卡比利（Tomas Cablili）的倡议下，提出菲律宾所有的村议会都通过选举产生的法案，马格赛赛总统签了字，这就是共和国1245号法案。
由于新村议会法的产生，随着菲乡村会四大教育模式，现在每个村庄都为自己的教育、生活和卫生而选出一个村议员。菲乡村会四大教育的第四个方面——自治是以村议会的形式出现的。1956年元月17日，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进行了村议员选举。
国际平教运动的工作可概括为两个显著的特点：（1）中国计划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在另一个亚洲国家中也切实可行；（2）在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改造运动中，中国计划是极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这个由国际平民教育运动提倡，并被菲乡村会（村民和当地运动的结合）所证实的现实计划，要求社会上关心人民的民主团体和个人团结起来，为他们贫困的同胞服务，无论其宗教信仰或政治见解如何。这是一个向大学生中的理想主义者（所谓“未来浪潮”的青年学生）提出挑战的计划，它鼓励他们投身于乡村工作，做乡村改造的“传教士”。总之，这是一个已被证实在教育农民向饥饿和疾病威胁作斗争，发展自信心和自治能力的行之有效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