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发动全国平民识字运动
我在美国是学政治经济的，到法国后华工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了苦力的力量，全中国人80%以上都是苦力，仅有少数人不是苦力，但这少数人仍是靠苦力来穿衣吃饭的！我觉悟到政治经济的基础是人民，如果这大多数苦力的苦不解除，苦力的力不开发，政治不会上轨道，经济不可能发展，国家是没有办法的。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这个意思。
认识问题并不等于就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得脚踏实地去干，当我认识了苦力的“力”以后，就决定不干政治工作，要许身于3万万5千万的劳苦民众，而从事平民教育事业。因为这3万万5千万人，正如20万的华工一样，是无知无识的苦力。从民国七年（1918）起直到今年，廿几年来，成就虽不算多，但坚守岗位，未曾变节，数十年如一日，这一点是值得自慰的。
1920年（民国九年）回国，甫抵国门，就又碰到一桩欺虐苦力的事件。当我在上海下船后，雇了一辆洋车拖运行囊，洋车前面走着一辆洋人的马车，那个洋人神气十足，非常威风。当洋车夫从旁边经过时，那个洋人竟无理用鞭子抽打洋车夫。中国的苦力，在中国的上海仍然在遭受践踏，我看后更坚定了自己从事平民教育的信念。
回国后，满腔热血，但茫茫海宇，真不知要从何处着手？当时中国已掀起“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被提到第一等地位，国民教育已开始被人注意，但只是零星的慈善性的，以儿童为范围，像贫儿学校一类的设施。有组织有系统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实验而以一般苦力为对象的平民教育，尚一点也没有。所以要想找到一个能从事苦力教育的机构，去参加工作，实在不容易。
碰巧遇到余日章先生，余先生那时任全国青年协会总干事。我们会谈时，余先生问我回国后有什么抱负，我向余先生畅论平民教育的重要并说明自己要献身于3万万5千万苦力的决心。余先生极表赞同，特在青年会创办平民教育科，邀我主持。我觉得那时青年会是对中国社会事业最有贡献的一个团体，青年会在中国各大城市多设有分会，会里的干部人才，有500多位，又有余日章先生这样英明能干的领袖，所以我当即允诺。
我主持青年会平民教育科工作，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以实用目标编写教材进行教学”为方针。首先对当时各地零散的贫民学校、工读学校等，予以精密的调查，详细考察其实施情形。我发现办平民教育有三大困难：第一是“穷难”——因为他们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无暇接受教育；第二是“忙难”——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上学；第三是“文难”——中国文字太难学习。要解决这三种困难，必须使平民教育成为经济的（以最少的金钱、收最大的效果）、简单的（以最短的时间，获得充分的知识）、基础的（授予最合实用的知能，像看报写字等）苦力教育，才能易于执行。同时，我觉得当时中国80%的国民，连“最低限度”的本国文字都不识，遑论其他应兴应革的大事！因之平教运动第一阶段工作，即以识字运动的姿态而出现。
要使识字教育合于经济的、简单的、基础的三个条件，就得从事“选字”工作。选字时我们尽量搜集民众日用的文件以及中国白话文的书刊，如小说、戏剧、民歌、账簿、文契、告示甚至街名、商店、招牌……等。前后动员50余人，一共搜集了150万字的材料。后即统计各个字发现的次数，以发现次数多的字，选为常用字。并将选字结果与当时有关文献（如陈鹤琴等编之语体文常用字汇）相互参证，最后选定最常用的1000多字，用来编写教材，这就编成了《平民千字课》。编教材是最困难的，不但要留心用字，而且需要注重内容的精炼，犹如烹调一样，要使菜做得适口而富营养，殊非易事。我那时亲自来编，先编两本，亟欲试用一下，除在上海试教一般工人及车夫小贩外，并拟在全国选定地区试用。
第一个选定的地区，是湖南的长沙。1922年春（民国十一年）抵长沙工作进行步骤是：第一件事是分别拜访各界领袖、社会贤达，说明来意，请求赞助。当时湘省长为赵恒惕，慨捐1000元，各方群起响应，解囊相助。其次是扩大宣传，发动全城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游行宣传，张贴宣传图画，散发说明传单，意在使识字的与不识字的一齐觉醒。另外每一游行队伍利用口头喊话方法，直接向民众宣传。如游行队伍齐向街旁群众喊话：“你们识字不识字！”“不识字就是瞎子！”“我们办平民学校是医瞎子的！”简单明了，收效极大。游行后第二天就去招生，招生方法不是贴广告，因为不识字的民众不会去看招生广告。“招生”乃是“找生”，是我们去找学生，我们把长沙全城分为52段，分门沿户去劝说。当时的希望是做到“1000人认1000字”，孰料三个下午就招了1 300多人。学生有了，接着找校舍，就去商借行会、机关、寺庙、住户的空房子，问题亦告解决。最后是去请教师，计共需教师150人，乃召开了一个全城中小学教师会议，请求协助。同时雅礼大学的，学生也愿合作。一切问题解决，50多处的平民教育班，就一齐办起来了。
凡是新的事业，一定为旧势力所反对；凡是民众所欢迎的东西，一定被顽固的人所痛恶。我们编的千字课为了经济学习时间，减少识字困难，课文是白话，难写的字并采用简笔字，这样曾惹起若干报纸的冷嘲热骂，攻击诋毁。但因民众欢迎我们，一般人士赞助我们，顽固的人并不能阻止我们的工作。
“平民千字课”当时只编出两本，尚须续编，后由友人帮忙，共成四本，复经多次修订才成为以后平教会所编行的平民千字课。这风行全国的四本平民千字课，编写的经过，是不平凡的，里面包含有中国不少知名教育家的心血，像朱经农、陶知行、瞿菊农、孙伏园诸先生，均曾先后参与其事。
长沙的平民学校4个月毕业，第一期毕业的学生计956人，学生年龄从14岁到58岁，代表着52种不同的职业。举行毕业典礼时，由赵主席恒惕发授文凭，“打赤脚”的民众，能够走进学校的礼堂，接受这好比中了秀才的文凭，在当时中国恐怕还是新开纪元。
走一步留一脚印，到一处生一处根，长沙的平民教育工作，经过这次宣传运动后，随即产生了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组织，继续推行平教工作。几年后，长沙一地的平民受过识字教育的，有20万之多。
在初期的识字运动中，我愿意再谈一谈当时在烟台、嘉兴、武汉三地工作的情形，因为这三个地方的工作，对于平教运动，都有着值得纪念的事件。
1923年春，山东烟台青年会电邀我去推动平教工作，由于地方人士已在半年前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机构已臻健全，加以我有长沙工作的经验，所以抵烟台后，工作进行较为顺利。先组织宣传游行，参加者50余团体15000人。招收学生2000多人，开100多班，聘请义务教师100人，是年7月底结业，毕业学生1 500人，8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时，请熊朱其慧女士[2]莅临演讲。熊夫人很感慨地说：“今天这个毕业典礼，我从未看见过，毕业学生中有64岁的老婆婆，有10岁的小孩，有成百的家庭妇女，破皮的赤足的，男的女的。……这才是真正的平民教育。”熊夫人于激昂的演说结语时，说出了她的心愿，她说：“今后我要发一个大愿，一个从事平民教育的大愿。”熊夫人从那时起，献身平民教育工作，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时，尽力尤多，直到逝世时，犹以平教工作为念。
嘉兴的平教工作同志，创造了新的教学工具——幻灯，新的教学法——群众教学法，对于以后平教方式的采用与士兵教育园地的开辟，极有关系。
武汉三镇识字教育的推动，是我和熊夫人一同前往，先去会见督军肖耀南，时肖某染有僻嗜，我们在会客室等了4个多钟头才被接见，熊夫人先则极端忍耐，见肖某后则旁责之，并请求其发动武汉三镇平教工作，肖为熊夫人义正严词所动，允即协助并捐款1万元。招生时学生多达2万余人，因之教师大成问题，由陈什先生（时任中华大学校长）等协助，柬约武汉中小学教师，假中华大学礼堂，举行会议，估计至多能到400人，结果开会时坐满礼堂，到会达1200人，平民学校实需教师800人，就于说明要聘请义务教师后，请自愿接受平民学校教员的约请的站起来，出人意料，竟全体立起，教师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武汉的工作倍极热烈，更轰动了全国。
由于上述各地工作的试验与倡导，给予其他各地平教工作以很大影响。加以全国青年会各地分会的推动与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同志——的赞助和参与，曾不两年各地平教工作风起云涌，在华中、华北、华南各大都市，均掀起轰轰烈烈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并多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一类的推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