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牧师与西学堂

大哥带我到达姚牧师的西学堂时，是在天黑以后。姚牧师自己来应门。在黯淡的煤油灯下，他的高大身子穿着黑色长衫，像是一个庞然黑影挡在面前。一抬头，我看见深陷的两眼，熠熠发光，照着浅黄的胡髭。这形象，我前此从未见过。小孩子怕鬼，又怕洋人，由于这心理，我顿起害怕之感。

大哥把我留下，他自己去一客栈。姚牧师领我去学生宿舍，4个人住一间屋子，每张床睡两人。我驯顺地上了床，虽然疲倦不堪，可怎么也睡不着。天明大哥起程回家，我就看不到亲人了。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过得来吗？要是过不来，自己又走不回家。越想越担心，竟哭出声来，把姚牧师和同学都闹醒了。

第二天清早，姚牧师把大哥从客栈请来，对他说：“令弟还小，还是带他回家吧！过两三年再来罢！”

这话使我羞悔交并。“爹娘满怀希望送我来上学，如果就这样回去，哪有面目见人！”我请求大哥让我再试一晚。这一晚仍旧想家，但我下决心不哭。再一次，我学会了忍耐。

科举废后，中国的教育制度，经历了一段新旧交替的杂乱时期。姚牧师的西学堂，相当于后来哪一种学制，实在很难说。我想，略似后来的高小和初中程度。西学堂有20多个学生，在14岁到20岁之间，我是最年幼的一员。大多数学生的家住在保宁，是走读生，其余四五人来自外县，住在校中。学堂由内地会资助，学生不用缴学费，只缴很有限的膳宿费。周日，住宿生一起吃简单的中国饭。星期日，姚牧师请我们住校生去他家打牙祭。

西学堂和内地会教堂，同在一个院子里。学堂的规模很小，一间是我们的教室，一间是宿舍，另有一方操场。姚牧师和他的家人，住在学堂隔壁。他一家人，态度谦和，毫无一些在华洋人的骄横之气。他学汉人，把前面的头剃光，后面挂一条黄发长辫，有时戴瓜皮小帽。也学了中国读书人的斯文，可是洋溢着青春欢愉的气息，望之精神一爽。他那时已30多岁，可朝气勃勃、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我们学生，受过礼教的束缚，倒显得少年老成。耳濡目染日久，我们也“返老还童”了。

姚牧师是西学堂的校长，兼主要教师。他一人教数门课程：英文、数学、地理。英文是最重要的一科，每天都要上。姚牧师是英国人，发音准确，使我受益很多。我们读英文，也像读中文一样，老师读一句，学生在下面跟着朗诵。这些课目，都没有教科书，老师把要点写在黑板上面，学生用石笔抄在石板上面。笔、墨、本子，都是穷学生所买不起的。

本着“为基督征服世界”的战斗精神，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企望“征服崇拜偶像的中国”，却发现孔夫子挡住各方要道。到19世纪的70年代，传教士已从现实中得一结论，那就是耶稣必须与孔子联盟，才能攻进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必先中国化，而后方能化中国。姚牧师和他的西学堂，就是这结论的一种体现。他不但在生活、态度、衣着上尽量中国化，还为我们请了一位秀才来讲《四书》，教中文作文。姚牧师每天为我们讲解《圣经》，常以儒家的学说作为注释。礼拜日，教堂举行主日崇拜，学生自由参加，不是硬性规定。姚牧师的中国话虽然说得不流畅，他的讲道，我们不大听得懂；他也不摆出道貌岸然、庄重神圣的样子。但从他对我们的爱护备至、谆谆善诱，我们看到了基督的榜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可用来形容姚牧师的以身教感人。因此，我和数位同学，于1904年自发地领受洗礼。

姚牧师原是测量员，因见当时有些来华传教士趾高气扬，采居高临下之态，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他深以为憾。于是放弃了本业，从事神职，不惜万里跋涉，想以爱的教育，从根本上感召中国少年，再由他们出去传播福音。内地会本以布道为主，不重教育。姚牧师的创办西学堂，曾引起会内人士的反对。但他终以坚毅和信仰克服了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