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和利器的探索

怀着满腔的热血，我回到祖国，一心一意要在中国推动平民教育。

当时中国办理社会事业的，当以基督教青年协会最为接近社会，最有组织，最有力量。在许多大城市中，它设有分会。它拥有人才，有40余位美国干事，500多位强有力的中国干事。而且，它有一位英明贤德的领袖，就是余日章先生（1882～1936）。余博士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大人物，也是平民教育的重要赞助者，与我共事10余年，我很敬佩他，在此应略叙他的事迹。

余先生，原籍湖北蒲圻县，生于武昌。他的父亲是中华圣公会的牧师。余先生自幼聪慧，面如冠玉。13岁考入武昌的文华书院，德智体三育上都极优秀，中英文均雅洁，表现了写作和讲演的才华。庚子变起，长江动乱，基督教布道工作无法进行。他的父亲和圣公会的同事，都带了家眷到上海避难。日章先生插入圣约翰书院的中学（时称备馆）四年级。1902年，升入同学院大学部（时称正馆），1905年1月毕业。同年春，回武昌，任教于文华书院附中，历时3年。1908年秋，他到美国的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1910年夏获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他与王正廷、郭秉文、曹云祥等发起组织留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以促进联络和团契。1910年底，返武昌，次年春，任文华大学附中校长。辛亥武昌起义后，他组织红十字会，救伤掩亡。民军统领黎元洪，仓促组织军政府，需人立持对外事宜，聘余氏为秘书。黎氏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余任外交官，宏才胆略，时人交相赞赏。民国元年八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研究革新教育的方案，电邀余氏赴京出席。会议后，受陈友仁之聘，任英文《北京日报》（Peking Gazette）编辑。在北京时，清华学校请他任副校长，也有朋友劝他从政，而他决定接受青年会全国协会（时称全国组合）之请，任讲演部主任干事，从此以青年会为终身事业。1915年11月，在上海召集的第七次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改组合的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17年9月，余氏正式任总干事职。（参考袁访赉著《余日章传》，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出版）。

我到上海后，就去拜访余日章先生。他那时正在为青年会物色人才。他已知我的经历。我在美国时，曾任留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的会长，那是他创办的。余先生邀我参加青年会，我说：“我很钦佩青年会的工作，但是，我要办平民教育。”他说：“平民教育是很有意义的工作，青年会应增设‘平民教育部’，就请您主持这一部。”他的眼光和气魄，令我感佩；而且，我想，服务社会，不能凭空而起，当有所凭借，就答应了。

当时青年会中支持平民教育的，还有美国人饶伯森（Dr.C.H.Robertson），皮特医师（William Wesley Peter）。他们都提倡直听教育（Visual education），用幻灯片、仪器、图表来配合讲演宣传，很受欢迎。我还记得，皮特医师编了一个巨大的苍蝇，用来讲解苍蝇之危害，劝人注意卫生。听众看到这苍蝇，常要惊呼：“这么大的苍蝇！是美国苍蝇吧！”

百分之百顺心的事，天下罕有。我原意先在华西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因为我熟悉故乡的风俗人情，而且可接近母亲。我把这意思跟余先生谈了好几次，但他始终认为自华东开始较便，因为青年会总会在上海，人力和设备的供应较便。我又认为，青年会不应只为会员服务，而当为社会服务，以全国的青年农民和城市青年工人为服务的主要对象。开董事会的时候，我几次提出这意见，他们不了解，都反对我。我只有忍耐，心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器利了，再作计划。

这“器”是什么呢？就是教科书。我要办平民教育，第一要发明一种千字课。要编著千字课，真是煞费苦心，因为平民穷，买不起厚的书；平民忙，没时间认很多字；中文难，学起来费时间费力气。这些难处，我早就知道了。要是怕难，何必要做平教运动！我不怕难，只怕做得不够好。要做得好，就要忍耐，就要虚心，肯跟人学。当时，我随时留意平民在日常生活中惯用的字汇和语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改组为东南大学）的教授陈鹤琴先生（1892～1982），那时正在研究《语体文应用字汇》，用归纳法找出4000余常用字，其中最多见的1000字与我在法国选订的千字课有800余字相同。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在上海的第一年，另有一件重大的事，令我对前途充满了希望，那是我的终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