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公民

晏停了片刻，然后接着说：“回想起来，到1936年底，定县有文化的人已占很高比例，有了8万名有潜在影响的青年男女，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知识，新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精神。在经济水平提高以后，除了吃饱穿暖以外，人们还有余力考虑其他问题，这就为进行公民教育奠定了基础。

“陈筑山先生是公民训练部部长，对几百年来的村自治工作进行过研究，探讨怎样才能使其适应当今中国民主政治之需要。陈先生有深厚的中国古文学修养，在革命初期饱受政治迫害，长期过着流亡生活；他曾留学日本，在国内教过大学，但深感那样不足以发掘中国人民的潜力。以这种丰富的阅历为基础，陈先生研究出一种称为‘合作生活哲理’的简单体系，以此作为公民精神的基础，简言之，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家庭和谐’，以后逐渐发展到村庄去，然后又引申到县、省乃至全国去，最后达到‘普天下是一家’。按照中国话的意思，大家即‘每个人’，这里说的大家是‘大家庭’的意思。

“陈先生的实验村文化水平较高，那里有一所初级小学和五所不同级的平民学校。但是，村中居支配地位的家族曾分裂为派别，甚至几年内彼此连话都不说，他们为此而深感苦恼，然而却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逐渐地，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是荒谬可笑的，经过几个月的劝导后，陈先生邀请他们中有威望的人到家里吃饭，共同商谈为改善内部关系而采取的措施。

“他们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那就是在上交法定的非法定的税款以后，全村的收入只余下220元，而所有民事开支和教育经费都得从这220元内支出。很显然，村中没有经费修筑公路，也无力建立一个复杂的卫生系统，或聘请一位护士、一个警察或消防员。但是，它能组织人们去上学，这个村子约有700人，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我们的学校里读书。他们已能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我们在千字课文、补充读物以及平民读物和平民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加强了合作教育。在‘家庭会’里，人们把那常见的陋习和不体面的事提到新的高度来认识，并设法使之改变。在‘爱村’会里，人们有了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的感觉并考虑如何美化它，如何使之富裕起来，这是迈向爱国主义的第一步。在中国，人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得多，但了解甚少。

“在该村的公民教育实验中，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不是为了证实某一政治家的预想而自上而下地推行某种东西，而是整个定县实验计划的自然发展结果，倘若没有教育、经济和卫生工作，它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实际效果；反之，倘若上述工作不与新公民的概念相结合，则其意义就会变得小得多。”

我说：“你的方案是从这种类型的村子产生出来的，听起来也很切实可行，但你能在旧县政府管辖下贯彻它吗？”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笑着回答。